1980年10月3日宋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称：“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

　　宋健和田雪原等人正是中国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总设计师”。他们所谓的“现代科学”就是设计数学模型，算中国有多少耕地资源、多少别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由此决定中国的“最适人口”是几个亿（7亿、5亿、3亿的说法都有），为此中国必须实行生育率管制减少多少人口以达到这个“最适人口”。他们从不去调查真实世界约束人的行为的种种局限条件，而太急于搞社会工程了。

　　他们的祖师爷是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他认为人的性本能造成人口呈指数级数增长，食物供应呈算术级数增长，人面临着激烈的生存斗争，为此必须控制人口，否则战争和饥荒在所难免。他错了。

　　今天的世界人口，比起马尔萨斯时代增加了许多倍，同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全世界的预期寿命也大大延长。为什么人口大增的同时可以享用的财富也大增？张五常（《供应的行为》）认为，科技进步当然有关，根本原因是“市场容许专业生产，使成本大跌，然后大家交易而互利”，这是因为，在专业生产条件下，不同的工人每个专于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然后合并起来，即分工合作；产量够大，容许熟能生巧；有价值的知识资产的积累。

　　早已死去的马尔萨斯在现代中国借尸还魂。宋健所津津乐道的英国、荷兰的学者怎么想减少他们自己国家人口的设想根本没有发生，要知道，那时候英国、荷兰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再搞生育率管制无异于“民族自杀”；宋健的设想在中国成为了现实。那时中国知识上落后，确实需要学习，但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告诉我们，一定要学的话，要学别人做的，不要学别人说的，因为做反映了选择的成本因而包含着真实的信息，说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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