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如何从“不敢”到“不愿”

“医闹”，正如其字面意思，在医患纠纷中以一幕幕闹剧的形式上演着——近年来，患者方在医院门口摆花圈、拉横幅、堵大门等现象层出不穷。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破坏医疗秩序行为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医闹”是医患矛盾爆发的一种表现，而医患矛盾由来已久，此次“医闹”入刑能否在一朝化解这块寒冰？

医与患

“医患关系的破坏，为何要归咎患者一方，医生一方就没有过错吗？”“医闹”入刑后，不少从业者表示“众望所归”的同时，网络上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笔者认为，“医闹”入刑，并不旨在为医生一方助威，而是将扰乱社会秩序的条款进行细化，从而保护医患双方。

近两年“医闹”屡禁不止，它的“升级版”——暴力伤医事件也层出不穷。曾有媒体盘点，从今年5月28日到6月16日的20天里，连续发生了12起暴力伤医事件；而医闹的“扩大版”——职业医闹群体兴起，又给悲剧推波助澜——曾有一张新闻图片，广东省的一家医院门前，职业医闹者们兴高采烈地撒着纸钱……“医闹”入刑是给这类违法行为筑起的一道高压线。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放纵“医闹”，任由职业医闹和暴力伤医者大行其道，破坏就医环境，才是对遵纪守法的广大患者的不公平。医疗过程本身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如果今后医生在面对患者时首先自保，不愿为了帮助患者争取一丝希望而给自己招致麻烦祸端，那么还有谁来做患者身边的守护天使、与死神较量的战士？

因此，“医闹”入刑并非是站在为哪一方撑腰的立场，而是按照违法与守法来划分；遏制违法行为，是对守法者的保护。

情与理

旁观者一般会认为，患者是处于弱势一方，他们无从判断医生专业水平的高低和诊疗方案是否正确，在就医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如果在医疗事故中受到人身伤害，甚至牺牲生命，就更值得同情。这样看来，摆花圈、堵大门等行为也似乎变得“情有可原”。

利益被侵害的一方的确值得同情，但如果这份同情心变发给闹事行为的通行证，同时也会成为职业医闹群体的“护身符”，助长其以医疗纠纷为借口，用诱惑裹挟患方等手段，从中肆意谋取利益，将别人的悲剧变成自己的商机。

因此，对弱势一方的片面倾斜，会导致权利的滥用。滥用的结果，就是让医患矛盾更加尖锐，最终造成两败俱伤。

当然，“医闹”入刑也并不代表医生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医疗损害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医闹”入刑也并不会关闭正常维权的大门，缓和医患关系不能以牺牲患者的权益为代价。

疏与堵

医患双方本是共同对抗疾病的“战友”，何以走向“兵戎相见”的地步？

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指出，医学是一门不确定性的科学和可能性的艺术。这个特性使医疗行为有别于一桩生意。医患之间的信任托付如果变成“我付了钱，你就得给我办成事”的交易关系，那么自然就会产生“只要病没治好，就是医生的责任；只要人没救活，医院就要赔钱”的逻辑。

那么，是什么让医疗这种关怀型服务变成了“交钱办事”的普通消费？从一些网友的吐槽中不难见到端倪，医生“拿红包”、“乱开药”、过度检查，态度不佳等成为集中的怨言。“堵”不如“疏”，缓和医患关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医改，解决治本的问题，例如全面破除以药养医制度，杜绝“大处方”、“大检查”现象；建立系统的责任风险转移机制，来分担医疗风险；加快形成分级诊疗秩序，改善就诊流程……

医患关系不能全靠法律来维护，那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使医患矛盾以新的形势爆发出来。我们更愿意看到的，不仅仅是法律震慑下的“不敢”，还有舒心就医体验之下的“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