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的状况下，每个需要接种疫苗抵御流感病毒感染的人都能够获取流感疫苗，但在疾病大流行时，往往会有很多人需要注射疫苗来保护机体免于感染。那么管理部门是如何决定首先应该给哪些人接种疫苗呢？是根据个人的易感性？还是哪些人更能够获益？或者是根据其它别的因素呢？
下一个疾病大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敦促各国做好下一个疾病大流行的计划，该计划将能帮助预测高度传染性和致死性疾病发生和扩散时所发生的状况；然而对于疾病大流行的潜在影响，科学家们似乎很难进行预测，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了大约5000万人死亡，2003年爆发的SARS和2009年爆发的H1N1流行也造成了很多人死亡。
在疾病大流行过程中，疫苗可能无法立即获得，而且开发疫苗往往也需要花费4-6个月，一旦人们能够获得疫苗，也会产生困难的分销决策。假设澳大利亚能够制造一个疫苗存储库，但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应该首先保护哪些人群？而且还需要对公众解释决策，而且有些决策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也有可能是不受欢迎的。
首先是卫生健康工作者
很多依赖于所爆发疫情的严重性，高度传染性和致死性的疾病会杀死任何人，而这与影响机体免疫力的因素并无关系，比如个体现有的疾病，比如H1N1的爆发，如果被感染，某些人似乎并不太容易恢复过来，而这种流行就是一种疾病的轻度流行状况。
不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应当首先对卫生工作者进行保护，包括医生、护士、辅助医疗人员以及其它一线医护人员，这或许能够有效预防并且抑制卫生保健工作者疾病的传播，确保能够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治疗。尽管一些道德准则支持对卫生保健工作者进行有效区分，但有时候或许会产生一些冲突。
下一步是易感人群，但并不总会是这样
在轻度的疾病流行中，免疫系统的损伤往往会让有些人变得对疾病更加易感，比如儿童，在H1N1流行期间儿童们往往会更有可能入院治疗，而且其往往会变得更加易感，容易发生感染、产生并发症，甚至在后期的疾病大流行中死亡。
因此，按优先次序区分患者多面临的死亡风险似乎是不会受到争议的，包括年轻人、孕妇以及一些患病人群和老年人等。然而研究人员就需要衡量患者对疾病的易感性以及可能性的疫苗分配策略所带来的益处和公平性。
尽管很多团体可能会支持优先考虑儿童，因为他们并不太会采取措施来利用一些挽救生命的资源，而且临终病人和某一年龄段的人群往往也会支持优先考虑年轻人。最好的原则或许就是当两名患者没有相关差异时，他们均享有平等的被保护机会，但随后研究人员就需要决定是否患者的年龄等因素之间存在相对的差异性。当没有差异时，疫苗“彩票”或许是最具有公平性的，这样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机会来接受帮助。
贫穷和弱势群体需要保护
过度拥挤的生活和糟糕的卫生条件往往会促进疾病的扩散，在贫困地区传染病往往会扩散地更快，因此有时候疾病的流行往往会不成比例地影响人群的生存。因此，鉴于被感染和遭受经济社会损失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特殊保护。过度拥挤的生活状况往往会导致人们基础生活设施的缺失以及健康和教育资源的缺失等，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对于感染性疾病尤为易感，因此应对大流行的一部分措施还应当包括有效限制其负担。
囚犯和处于肥胖风险的人群
在公众眼中，并不是所有的易感人群都是平等的，因此优先给某些人接种疫苗，如果公众把这些弱点都归咎于糟糕的生活选择的话，那么比如囚犯或有严重肥胖风险的人群或许并不会受到欢迎。
对于囚犯而言，封闭的生活环境和常规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意味着高度传染性疾病会快速地进行扩散，返回至社区的感染人群也会对其它健康人群造成一定的健康风险；在加拿大，公众的不满往往会促进决策制定者退出某个提案，如果采用某个提案的话，当局很有可能会因为向社区提供了一定的健康利益而获得公众的支持。
肥胖人群因感染性疾病而死亡或患病的风险往往较高，因此保护这些群体往往与非歧视和优先保护易感者的原则一致。
艰难的决策将会考验我们所有人
将疫苗分配给特殊的人群可能并不受到大家欢迎，而我们也没有理由阻止监管部门这样做，是否不流行的措施会转化成为某些形式的社会动荡或异议，而这似乎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在疾病爆发之前和疾病爆发期间共同商讨制定出保护和支持公众健康的有效措施。
在某些易感情况下，可能并不需要政治意愿来制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决策，下一次疾病大流行或许并不仅仅会要求很多人检测自身的特质（性格），而且这也正是考验相关机构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