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产生上亿吨的垃圾。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2005年《各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显示，当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仅为51.7％。建设部2006年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北京，“垃圾围城”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83年，垃圾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20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
在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高安屯，无论是填埋带来的恶臭，还是随焚烧滋生的二恶英，正威胁着附近居民的生活。不想戴着防毒面具，有人无奈选择了离开，有人积极站出来进行环保战，上街散步，制作宣传画，他们的生活因垃圾而改变。
在广州，开展了10年的广州垃圾分类工作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类成为广州热门话题。而这个热议背后，是日产垃圾9776吨的广州，2010年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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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垃圾填埋场
现在，垃圾桶里那些拾荒者和收购废品者挑拣过后看不上的东西，被倾倒进一辆5吨的大型箱式垃圾运输车，去往它新的归宿：垃圾填埋场。
目前，处理垃圾大概分为3种方法。一是堆肥。把诸如粪便等当做农用肥。二是填埋。三是焚烧。焚烧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压缩垃圾体积，1立方的垃圾焚烧后，可减少50%到80%的体积。焚烧产生的热能，还能发电。
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这里的场景十分壮观。垃圾场犹如一个巨大的锅，足有30米深，大概有十几个足球场大。附近居民的话让人大吃一惊，这个1999年底才运行的垃圾场，已经消耗掉同样大小的一个填埋坑了。
远处的垃圾运输车犹如玩具，在专门修建的垃圾跑道上奔驰，然后开到道路的尽头，把满满一箱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倾倒在土坑里。一群喜欢食腐的乌鸦立刻冲了上去。
环境专家赵章元说，垃圾填埋场的设施，主要有沼气收集房，防渗漏垫层，以及渗沥水处理。在大坑周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着粗黑的管道，这是专门收集垃圾中的沼气的。防身楼层的铺设也有明确的技术要求。
比如每倾倒一层垃圾，就会覆盖一层泥土。每层垃圾的厚度在1米左右，并定期杀菌消毒。而在大坑的底部，则是用厚厚的聚乙烯薄膜铺设的防漏层。防止垃圾的渗漏液渗透和污染地下水层及土壤。但是有些垃圾场并没有严格这么做。
这样的垃圾填埋场其实在国内不多，关键是造价很贵。据介绍涉及到收集甲烷设备的垃圾场一般投入在5000万元以上。即便是将来垃圾场关闭了，还要投入大笔钱用于环境监测和管护。
这里的味道的确不新鲜，但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令人窒息。在经过附近居民多年的抗议之后，这里的填埋场已经采取了很多防臭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现有大型垃圾卫生填埋场12个，主要分布在北京的远郊县。最大的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昌平，设计日处理量为2000吨，它占地60公顷，但是也仅能处理北京六分之一的垃圾，且在第11个年头就会被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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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的焚烧发电厂
也许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垃圾焚烧发电厂了。
最为最省事的方法，把垃圾一把火烧掉是优先选项。垃圾最难处理的就是体积大，不易降解，占用了大量的堆放空间。而如果把垃圾付之一炬的话，起码能减少50%到80%的面积，垃圾堆放问题似乎迎刃而解。
同时，垃圾中蕴藏着巨大的电能。通过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可以发电供热。
据介绍，在我国，1985年，深圳从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成套引进两台日处理能力为150吨的垃圾焚烧炉，建成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垃圾焚烧厂。此后，北京、厦门、上海、广州等地也开始兴建垃圾焚烧厂。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武汉将加快建成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北京更是规划在“十一五”期间上马20台垃圾焚烧炉。一时间，垃圾焚烧彷佛成为潮流。
但是焚烧的危害一直有争议。比如中国环境科学院的研究员赵章元认为，焚烧垃圾可以产生危害环境的二恶英。他介绍，实际上目前国际上垃圾焚烧的趋势正在萎缩中。如德国、荷兰、比利时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日本已有4600座停建，美国也有超过137座停用。我国的50多座焚烧炉，有不少也一直未能满额度正常运转。
正是因为担心二恶英和重金属的危害，六里屯和高安屯的居民一直反对建设焚烧炉，争论旷日持久还在继续。
实际上，我国从2000年6月1日起，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就已经规定了二恶英的排放限值，要求向大气中排放的每立方米烟气二恶英类不得超过1.0纳克（即1.0个毒性当量，欧美和日本限值为0.1纳克、立方米）。
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对于二恶英的检测难度很大。北京大学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这样形容二恶英提取、分离、浓缩、精致所带来的工作量：“这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装满大米，然后从中挑拣出一颗黛色的大米。”
有专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垃圾分类，但是何其艰难。回到开头那个位于北京通州的小区，垃圾桶上尽管标着“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字样，但是仅仅是个摆设。居民往往都塞到塑料袋里随便一扔，即便有人照章办事了，垃圾车来了，也都是一股脑倾倒在大卡车里，垃圾分类等于是表面文章。
不过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去年5月，西安市阎良区建起一座垃圾资源化处理车间，该车间采用“生活垃圾清洁化资源化实时处理技术”。北京洲际环发的董事长郑顺潮接受采访时说，这一技术能使垃圾中的有机物质迅速分解，转化为植物所需的有机肥料。而金属、玻璃、纸张、电池等也将被分离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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