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医改的一项重要新尝试，上海目前正在徐汇区枫林街道试点“户籍医生制”。从体检、看病、上门随访到疾病管理，每户居民100%拥有一个家庭责任医生。上海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做法目前仍处于试水阶段，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或许是当前最接近新医改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定位和制度理想的改革实验。
家庭医生主动上门
清晨，29岁的王丹医生背着出诊包来到东安四村。这是一个老式公房小区，有不少空巢老人正等着小王医生来看病、发药。
王医生管着枫林街道下辖东四里委的2000多个居民。这些居民不论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还是在家候诊，不管白天有个头疼脑热，还是半夜急症发作，小王医生都是他们的责任医生。“有事打小王手机”，78岁的庄阿婆喜欢说这句话，一如很多年前上海实施户籍警制度时，她常念叨的“有事找民警”。
在枫林街道，目前有约10万户籍人口，每个人都有家庭责任医生。居委会里，医生的手机号都在醒目的地方张贴着。其实，不用居民找，户籍医生都会主动找上门来，用“扫楼”、“扫街”的办法联系居民。
在王丹医生的电脑中，记者看到一份列得清清楚楚的东四所有居民健康记录。某楼某室房屋出租找不到人，某号居民最近上门拜访的时间和内容……“除了长期空关户，所有的居民我都上过门，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住院和患病历史，我都有记录。因为一直在跑，可以做到随时更新。”他告诉记者。每栋楼的楼长是他的信息员，今天一楼有人发烧，五楼居民腹泻，他随时掌握随时主动上门问诊。户籍医生不仅白天上门给人看病，到了晚上也要叫得应。“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4小时的，晚上家里没人陪伴的居民患了病，如果是小病，就带着药箱上门解决，中等疾病我们送他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观察补液，情况严重的我们陪同送到附近三甲医院挂急诊。”枫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建中说。
预防比看病更重要
户籍医生不光管看病，更重要的工作是帮助预防疾病发生。
“帮他们把医药费节约下来，这也是发达国家真正的家庭医生制度，居民医药费增长过快，就是家庭医生失职。”张建中介绍，街道把所有的居民都分了组，然后分期分批进行免费的身体和心理检查。根据体检结果，有慢性病隐患、已患慢性病的和严重患病的居民按照三级进行疾病管理。管理内容包括病人如何在家自我管理控制、家属在应急状况下的自救和处置、病人间互建团队实施互相管理。户籍医生为这些病人制订出治疗康复方案，用电话、短信和上门的方式实施精细化管理。家住天钥新村125号的梅女士被列为二级高血压病人。她现在每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健康家园去报到，那里的“群组式看病”活动让她很受益。一群高血压病人和医生坐在一起会诊，医生讲课、开药方，病人互相讨论治疗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而对于健康居民，也有适合他们的“菜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健康超市，由全科医生、各专科高年资医生提供全天候健康咨询和保健处方，体质测试、饮食营养菜单、健康讲座、健身功夫等各种服务包罗万象。
为病人省钱成评价指标
自新医改启动以来，全国各地针对社区卫生服务纷纷实施了改革，如全科医生、社区健康守门人的制度尝试。但面对基层群众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全科医生究竟覆盖到了多少家庭？有多少居民真正享受到了上门服务？政府耗巨资建起的健康档案究竟是面子工程还是真正的活档案？社区卫生改革何去何从？在各地对这些问题出现争议时，上海徐汇区的这一举动也引来各方关注。
“一项改革能否进行到底，老百姓到底有没有真得益，关键是政府托不托底，制度管不管人。”徐汇区卫生局长刘诗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徐汇区居民人均年公共卫生费用已经超过100元，远高于全国25元的期望人均费用和上海人均50-60元的水准。2009年，徐汇区财政投入到社区卫生服务的费用高达1.4亿元。有了财政托底，社区卫生改革不用担心奖金和药品收入，社区医生用不着开药挣差价，才能真正转过身来安心当户籍医生，一心一意帮老百姓省钱。“省钱”作为户籍医生的一项考核指标。一个户籍医生的“客户”如果当月医药费增长快了，说明医生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他的考核总分不是加分而是减分。刘诗强说，只要制度有优势，改革可以倒逼医生为病人省钱。
“考核背对背”杜绝作弊
健康档案有没有作假，是不是死档案？医生能不能有叫必应？枫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改革的同时，在制度设计上就配套了相应的公共卫生问责制。
“考核完全背对背，就是怕出现弄虚作假。”所谓公卫问责，就是每个户籍医生只对他的居民负责，居民投诉、公共卫生事故、看病差错找得到人来承担，杜绝了以往团队负责制的互相推诿现象。背对背考核是由刘诗强亲自带人来完成的。工作组随机打开户籍医生的电脑，随机抽取一定比例居民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核对工作记录和居民说的是否一致，甚至连最近的血糖、血压也一一核对。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考核的结果，就是两名户籍医生下岗。
制度创新意义重大
“这一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大，必须要相应的政策配套保证。”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每户家庭、每个居民配备家庭责任医生是医改制度设计中的一个理想，由于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短期内马上推广较难，但这一制度尝试对于上海医改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来说也是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