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 大舞台
1962年曾益新教授出生于湖南涟源，1980年进入衡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就读本科，1985年毕业于湖南衡阳医学院（今南华大学），获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中山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992至1997年赴日本东京都老人综合研究所、东京大学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直至1997年回国担任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以及后来的肿瘤防治中心主任、附属肿瘤医院院长，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这样的一串履历，足以让每一位从医者艳羡，也是不少医生努力奋斗的方向。正因如此，能够在千军万马觊觎的独木桥上顺利行走的人，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原因肯定是有内因和外因。我自身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时间抓得比较紧，中途没有停下来，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一直到出国留学。但更重要的是机遇。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机遇。”曾益新教授所说的好机遇，是指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文革带来的人才断层。当时，在曾益新教授这一批医学生之前，就是文革前培养的那批大学生，俗称老三届。这两代之间，存在一个近20年的人才断层。在老三届大学生退休之前，国家迫切需要曾益新教授这批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才接班。这个机遇给了60年代出生的人一个难得的大舞台，而曾益新教授就是台上众多出色的舞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春风送暖、坚冰解冻的时代，被文革肃杀的政治氛围压抑良久的人们，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回归并试图超越现实中的自我。与80年代许多年轻人一样，曾益新教授也有过文学梦。但是，这个梦想很快就被医学取代。“我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开始放弃做文学青年的打算，用功学医的。”尽管一头钻入了医学这个小圈子，曾益新教授却从中找到了展示自己的大舞台。最初的文学梦，则变身为兼收并蓄的开放思维、放眼世界的敏锐目光，最后固化成一种能力。
1991年，曾益新教授放弃了宝贵的公派留学名额，以自身实力争取到了赴日留学的机会，踏上海外求学之路。
“在国外5年多，先是在日本，之后是美国，学到的不仅是医学知识，还有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认真、开放的科学态度。”曾益新教授介绍，离开日本之前，他在日本当地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谈自己对日本社会精神和文化的感悟。尽管文章在那些闯荡日本十几年的老留学生眼里显得很肤浅，但毕竟思考就是一种努力，努力就有成效。曾益新教授将这种感悟融入到日后的科研与管理实践中，转化成了“生产力”。
学有所用 报效祖国
1997年，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山医科大学一举召回了十多位海外学子，此事轰动一时，曾益新教授就是其中一个。
在上个世纪，仅中山医科大学一所学校就集中了在全国很有影响的8位一级教授。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培养出来的很多人都选择了去国外发展。曾有人言：“中山医科大学在国外的人就可以办一所大医院。”而中山医科大学自身由于学术骨干的流失，很多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1995年，有留学背景的黄洁夫出任学校领导，新上任的领导班子提出用5年时间使中山医科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上一个台阶。于是邀请一批有事业心、能挑大梁、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才回来参加工作便成为一条捷径。
在黄洁夫与时任全球十大制药公司之一的美国礼来公司聘用的客座科学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颜光美的共同策划下，一个高端海外人才的回归计划开始酝酿。这个集体回国团队受到教育部、卫生部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曾益新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当被问及回国图什么时，曾益新教授只说了4个字，“学有所用”。
刚刚回国的曾益新教授，被任命为肿瘤研究所所长。他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全所同事一起整理实验室。
“那时我们的实验楼就是现在的护士临时宿舍，像小作坊一样，破旧得不得了，而且好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遗留下来的过期试剂，瓶瓶罐罐，堆得到处都是。我就组织大家把没有用的、过期的废品清理出来。”面对与美国根本无法相比的工作环境，曾益新教授选择的是放平心态，融入进去。
“安定下来，融入进去，发挥优势”——这是曾益新教授总结的留学人员归国三部曲。在顺利地安定下来、融入进去之后，他开始正视国内存在的问题，试图将自己在国外看到学到的先进科学知识和好的管理方法移植到国内的土壤中。“课题负责人制”即由此而生。
“我刚到肿瘤研究所时，尽管国家的科研体制已经开始提倡引入竞争机制，由行政拨款改为基金制，但研究所的科室体制还没有变，计划经济的味道很浓。实验室资源还是按照科室分配，比如免疫室、生化室，里面的空间、资产和人员都是固定的，无论有没有研究课题，占有的资源和人员收入都是一样多。这样就造成了科研任务与资源、人才的不匹配。有课题的科室抱怨硬件不够，收入不多；没有课题的科室，资源却使用不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影响，缺乏活力。”
为了与国家引入竞争机制的宏观政策相配套，曾益新教授引入了已在国外普遍实行的“课题负责人制”，整合所内资源，按照学科带头人申请到的课题规模进行重新分配。
凡是牵涉各方利益的政策调整必然阻力重重。刚开始，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对新政策不理解。但毕竟政策的大方向对积极进取的人是有益处的，为埋头钻研的人提供了更优质的平台，因此经过多次解释和探讨，2002年改革方案得以正式实施，同年，新实验大楼竣工。
有了软、硬件的双重保障，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科研水平开始加速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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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锁定“广东癌”
广东拥有广府、客家与潮汕三大民系，其中广府民系的鼻咽癌发病率远高于其他两系。疾病高发区覆盖广东省的广州、佛山、肇庆地区和广西省东部的梧州地区，其中又以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最为突出。鼻咽癌成为唯一一个以地区命名的恶性肿瘤——广东癌。然而，鼻咽癌的发病区域绝不局限于此，附近的湖南、江西、海南、福建等省份以及港澳、北非、阿拉斯加等地区都有发病，影响人数达4亿之众，每年新发病例数万人。
早在曾益新教授萌发回国工作的想法时，“广东癌”就已经进入他的视野。由遗传、环境、EB病毒感染多因素致病的特点使这种癌症成为一个理想的肿瘤研究模型，对其发病机理的阐明，将是对癌症防治工作的一大贡献。基于这个想法，从97年回国至今，曾益新教授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弄清鼻咽癌的发病机制，寻找防治对策。
1998年，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支持下，曾益新教授牵头组建“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研究”课题组，踏上了寻找鼻咽癌易感基因位点的漫漫长路。
从一个由30亿碱基、3万多个基因组成的完整人类基因组中，寻找零散的易感基因位点，是一个庞大的科技工程，涉及基础医学、生物信息学、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等多个学科。在曾益新教授的带领下，这个由多学科人才组成的课题组先是整合中山医科大学原有的鼻咽癌患者病理资源、搜集相关数据，采集临床标本，逐步确立研究路径。
基于以前的研究发现的鼻咽癌患者有高频率的3号染色体短臂片段缺失现象，曾益新教授在一次与从事基因组测序研究的杨焕明教授等人的随意交谈中，达成了测定3号染色体短臂上100个KB序列的协议，尽管这一协议最终并没有找到明确的鼻咽癌易感基因片断，却意外成就了杨焕明课题组取得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任务，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2002年，鼻咽癌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课题组利用“反向遗传学”方法，在鼻咽癌的高发家系中寻找突破口，通过鼻咽癌患者的血样进行全基因组扫描、遗传连锁分析和精确定位，将鼻咽癌易感基因锁定在人类4号染色体短臂4p15.1-q12区域上。这一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遗传学》上，被评为当年“中国医药卫生十大科技新闻”和“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首战告捷后，曾益新教授的课题组再接再厉，将定位区域的全部基因进行重新测序，筛选与鼻咽癌密切相关的基因变异位点，最终锁定LOC344967。在鼻咽癌的高发家系中，绝大多数患者都携带这个变异位点，很有可能就是鼻咽癌的易感基因。该项成果发表在2006年1月美国出版的肿瘤领域权威刊物《癌症研究》上。
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曾益新教授的课题组确定了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位点与鼻咽癌的发病有密切的关系，并发现了三个新的易感基因位点（TNFRSF19, MDSI-EVI1和 CDKN2A/2B），发现的易感基因位点将有望用于研制鼻咽癌发病风险预测模型，以进行鼻咽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提高早诊率，此研究成果2010年6月刊登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 Genetics》。
鼻咽癌易感基因的发现，确定了鼻咽癌的发病具有很强的遗传背景，并在EB病毒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易感基因肯定不只一个，要真正阐明其遗传易感机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能够研制出可用于预测鼻咽癌发病风险的基因芯片，届时提高鼻咽癌的早期发现率，从而提高其治疗效果。”在曾益新教授看来，研究越深入，产生的链式问题就越多，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多。他的想法印证了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经典比喻，用圆圈的面积来比喻人所掌握知识的数量：知识多用大圆表示，知识少用小圆表示，圆圈外无穷尽的空间则是未知的世界。圆的面积越大，与未知世界的接触面(圆圈的周长)就越大，所以，知识越丰富的人，就越觉得自己无知。
除了寻找易感基因位点，课题组还在国际上首次完成了一株鼻咽癌来源EB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分析，发现其与国际发表的普通EB病毒序列相比，有约2000个位点的变异，同时还证明了该病毒在广东鼻咽癌EB病毒亚株中具有普遍代表性。
在项目的不断推进过程中，课题组为鼻咽癌的研究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即一个可长期使用的鼻咽癌研究资源库，其中包括从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地收集的132个鼻咽癌高发家系的外周血、血清、组织标本和石蜡包埋标本。
“广东方案”
2006年9月，由发改委、卫生部牵头，组成了十余个部委协同的医改协调小组，全面启动新医改方案的拟定工作。
2007年上半年，医改协调小组先后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多家大学和中外机构分别独立设计医改方案。遗憾的是，这9套方案的主导者没有一名是医疗系统业内人士。2008年2月，正当这些“行外人”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补需方还是补供方等问题争论不休之时，由曾益新教授等业内专家牵头制定的第10套医改方案翩然登场。
由于参与制定的人员是清一色的广东专家，因此这一方案也被称为“广东方案”。提起这套方案的策划，曾益新教授回忆道，“主要是考虑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咨询机构，在医改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而中国科学院内医学方面的院士不是很多，有医院管理经验的更少，刚好我年纪比较小，有实践经验，大家让我来做这个工作，我就牵头请了一批广东的专家来做。”
第10套医改方案的调研工作早在06年就已经展开，一直到08年2月完成上交国务院，该方案没有过多纠缠于市场、政府、供方、需方等等这些概念，显得更加务实：提议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分流患者，以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问题；提议健全医保体系，以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建议理顺医疗高等教育，统一学制，大力吸引经过正规训练的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以解决医疗人才发展不畅的问题。
第10套医改方案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它是整个医疗行业陷入迷途的时候，最有发言权的业内人士第一次发出的声音。在谈及当今医疗行业所面临的困境与指责时，曾益新教授充满信心地说：“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接踵而至的自然是健康问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的短期困难，只是国家的旧有医疗卫生体制一时无法适应百姓日益高涨的医疗需求。等到体制跟上了需求的步伐，医疗问题也就不是问题，医务人员也将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
要深度，不要温度
作为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当看到火爆的就医场景，看到排队等待住院的人群，想方设法扩大医院规模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曾益新教授对此却并不完全认同。在曾益新教授看来，各级医院都应该明确自身定位。作为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样一家教学科研型医院来说，温度高并不是好事，应该集中精力提升深度。
担任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十几年来，曾益新教授的每一项管理举措都贯彻着这样的理念：“各级医疗机构归位是医改的一个重要任务。病人的初诊应放在基层医疗机构，县市的主力医院要完成常规的医疗服务，疑难杂症才来大的教学医院处理。同时，大医院还要承担教学和科研的任务。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发展临床新技术，制定国际认可的诊疗规范上。”
自引入“课题负责人制”以来，成效显著，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每一位学科骨干都是科研临床的两面手，既有自己的实验室，又有用于临床工作的病房。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医院在政策的引导上煞费苦心。无论是职称晋升、薪酬分配、干部选拔，都坚持三项标准并存，在考察临床能力的同时，还要兼顾科研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这样明确的信号，促使每一位扎根医院的医务人员合理分配临床与科研的比例，内外兼修。
为了建立扎实的人才队伍，医院制定了“培养为主、引进为辅”的人才培养战略，每年选送10名左右的中青年骨干到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以及其他国际著名肿瘤防治机构学习，同时邀请国内外学者及退休专家来院讲学。对学科建设较为薄弱的科室，大力引进学科带头人，填补了医院血液肿瘤、泌尿肿瘤和神经肿瘤3个学科空白。
为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发挥肿瘤专科特色，肿瘤医院制定了《单病种综合诊治规范》，实行肿瘤单病种首席专家负责制，制定了单病种肿瘤综合治疗规范，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最优化的治疗方案。
当提到与国内其他顶级的肿瘤专科医院相比，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特色在哪里这个问题时，曾益新教授自信地说：“我们的特点是基础和临床结合得比较好。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有复合型的人才。医学发展的趋势是转化医学，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把我们在转化医学上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
对于医院管理，曾益新教授笑言：“只要照顾好自己的员工，员工自然就会照顾好病人；只要把配套的服务做好，让真正做事的人有一个宽松优越的环境，大家的积极性很容易调动起来；只要用心去培养人才，给人上进的机会，人才队伍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