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卢春玲，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药系助理教授，Brigham 妇女医院医药学助理教授，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兼职教授，世界银行投资部专家组成员。
作为第一作者，卢春玲先后在《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3篇论文，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中，2010年4月在《柳叶刀》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西方国际卫生援助对于低收入国家卫生预算影响的研究，被哈佛医学院2010~2011院长报告列为该学院在去年十四项最重要的研究发现之一。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用所学的知识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服务”。
■西方人也抱怨看病难
健康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中国人最头疼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否是“中国特色”？
卢春玲：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世界难题。环顾全球，你会发现无论是发达的美国，还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卢旺达，都面临着这两个问题。
健康时报记者：发达国家为什么也看病难、看病贵?
卢春玲：以北欧为例，他们也存在医疗的供需矛盾。看病需要等待时间较长，民众也会抱怨看病难。在美国，破产家庭中50%是因为支付医疗费用。他们虽有“老人保健计划”，但有些药不在医保范围内，一些人甚至会跑到加拿大去买（加拿大全部入医保）。美国一到选举，可被利用的舆论话题，一是教育，另一个就是医疗。
■医改三年不足以感受到变化
健康时报记者：新医改推行以来，中国政府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开了不少药方，比如预约挂号、首诊进社区等。您怎么看待这些措施？
卢春玲：在“医药分开”等硬骨头被啃下来前，一些决策者将眼光投向一些“小”措施，也可以促进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公平性，缓解看病难，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比如，北京要求大医院专家一年有15天在社区医院门诊，这个举措就可以缓解专家号一票难求的现状。北京推广预约挂号，免除了百姓排队挂号之苦，从经济效益上看，如果挂一个号平均需两小时，一年门诊人次有一亿，就可为社会节约两亿小时。这些社会收益也是评估医改的重要部分。
健康时报记者：但中国老百姓似乎没有感觉到这些便利。2011年两会前，人民网做了一项调查，25万参与者，60%表示“没有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变化”。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卢春玲：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到现在是第三年，时间太短，有些政策还没能落实，所以感觉到的变化不明显。目前进行的医改在中国卫生体制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全球视角看，韩国走得较快，也用了二十多年才达到全民医保。美国从老年保健计划的提出到生效，历时20年。英国花了近60年的时间达到今天的水平，就诊时间过长等难题仍然存在。
健康时报记者：您的观点是，中国医改政策是对的，只是落实起来需要时间？
卢春玲：没错。中国在短期内达到医疗保险人均覆盖90%以上，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这么多年的医改经历充分显示了中国雄厚的“政治资本”。如果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最后体系比较有效率的话，老百姓得益是切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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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觉得医生“最可信”
健康时报记者：然而，在医疗卫生界，弥漫着对新医改的悲观情绪，认为政府投入不到位，医院难改逐利性，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无从谈起。这也被人总结为中国医改的“两头热、中间冷”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卢春玲：急速前进的代价是会有遗漏，会有不周全。从供求关系来看，医保的高覆盖率针对的是需求方，目的是为患者看病之路扫清障碍。如果供给方，如医院，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公立医院仍然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将不会有实质性改变。
健康时报记者：该如何调动医务人员参与的积极性？
卢春玲：西方国家医生收入是比较高的。中国医生的人均工资还比较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要求太高。医生也是人，也要过日子。政府应在医务人员待遇上加大投入。尤其是医药分开、药品加成的利润没有了之后，应把这一块收入补齐。医护人员在所有职业中是最特殊的。如果让美国民众选择“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可信”，很多人选择“医生”。
无论是物质层次、还是精神层次，在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方面，都要顾及。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医患信任的关系建立的问题。
■中国卫生投入比例不及卢旺达
健康时报记者：提高医生待遇，保证公立医院公益性，必然要政府增加投入。投入多少才够？
卢春玲：国际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卫生体系，卫生支出应最少占政府总支出的15%。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比例是10.3%，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是89美元，大大低于同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值（312美元）。这种投入规模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相称的。在卢旺达，人均收入只有500美元，政府却能将总开支的17%投入卫生部门。
政府加大对卫生投入是医改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美国人讲起医疗问题，常常底气不足，因为他们是世界上花在卫生部门钱最多的国家，可是他们仍然有很多的不满意。比如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没法控制。
至今，国际上还没有哪国政府可以声称投入绝对够了，能彻底解决医疗问题了。医疗供求关系永远是个矛盾。政府除了加大财政投入，还应积极推动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行体制改革，促其减少浪费，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政府监管角色应该制度化、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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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新医改很乐观
健康时报记者：中国上一轮医改，被证实是“不成功的”。2009年开展的新医改，您认为，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卢春玲：应该说，新医改基本思路是对的，若干年后，在改善医疗问题上，会有显著的效果。新医改的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卫生服务的内容决定了它是一种“公共商品”，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总结西方国家历史，共识是：政府在为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共商品”的主导作用不可替代。中国目前医改的方向应该说是把握住了这个基本思路。
健康时报记者：听起来，您对中国医改很乐观？
卢春玲：是的，我很乐观。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政治优势。从国际经验看，医改能否成功，关键是政府政治意愿是不是很强。然后就是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媒体在加强政府与社会沟通间大有作为。公众对医改，应多一些支持，提出建设性意见。医改不是责骂卫生部门就能完成的事情，你可以把卫生部门折腾个底朝天，也达不到你的要求。我认为，中国的医改现在到了攻坚阶段，其结果关系到改革成败，需要社会继续凝聚共识和力量，共同闯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