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积极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与以往医患纠纷或由双方协商“私了”、或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调处不同，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建交付司法局系统。与此同时，一个由医学、法学、心理咨询等三方面高素质专业人员组成的900余人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他们将向调解员出具鉴定意见书。专家团的“聘、用”同样由司法局下属的医调办负责。
近年来，医患纠纷频仍，有些病患家属在医院闹事，甚至对医生进行人身伤害。一些医生因担心医治失败引发纠纷以及由此产生的“麻烦”，而对医疗手段、医疗方案的选择产生犹豫，尤其是在病人情况危重之时。
新机制让很多老百姓觉得更“公平、公开、公正”。对医生来说，新机制能不能让他们在面临“1%的希望，敢不敢救”的选择时，更加冷静？本报昨天采访了退休医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员以及公共政策研究专家等人士。
嘉宾：退休医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员 杨新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梁鸿 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筹)首席调解员 任有余
“1%的希望”首先意味着风险？
梁鸿：“一线生机，敢不敢救”，这个命题在理论上不成立。因为医学救治遵循的是安全原则而非冒险原则。从医学伦理上讲，安全原则的出发点在于尊重病人，而不是把病人作为一个试验品。
抢救时，医生有必须要遵循的抢救原则和一套严密的抢救流程。临床手术没有100%的成功率，所以医生要视自己的能力和病人的情况来作出安全性判断，并征得家属同意签字后才进行手术。
杨新宁：但在具体事件中，可能没那么简单。我曾经遇到过真实的案例。一个年轻人主动脉上生了一个瘤，随时可能破掉。在抢救过程中，医生按照抢救程序告知患者家属，手术的死亡率高达99.9%。情急之下，家属跪求医生动刀。但当手术真的以失败告终时，家属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认为医院要对手术结果负责。
“1%的希望”其实意味着任何救治方案都是风险大于成功几率。病人家属却可能“选择性忽略”这一点。实际上，医疗上的风险应该由医患双方承担。如果一出事，患者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医院、医生，医方也会有怨气，最终受影响的还是病人。
信任危机从何而来？
杨新宁：家属不相信医生尽力救治了患者，医生也因为家属的“倒戈”变得无法信任患者及其家属，这样的信任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我做医生时还很少见。我觉得触发信任危机的可能有3个原因：
其一，看一次病花钱不少，患者觉得花了这么多钱就应该把病治好，到了医院就不能死。但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太奥妙了，医学实际上永远是门有缺陷的科学。
其二，过去做医生有充足的时间详细询问病史、跟病人沟通；现在一个内科医生一天要看40多个病人，根本没时间与病人交流，于是会出现排几小时的队却只看了几分钟病的情况，病人心理就容易失衡。
其三，确实有个别医生医德不好。
梁鸿：医患纠纷不等于医疗事故。事实上，觉得医生没有尽力救治患者是大多数医患纠纷中的“死结”。有时候，一个重症患者会躺在医院好几天，没等到上手术台就死亡。这种情况常被人们推断为医院见死不救。其实，这很可能是医生遵循安全原则与手术流程的结果：每一个手术都会有一个医疗方案，评估的第一点就是病人适不适合手术——各种指标需要控制到合理范围才能进行手术；否则，可能为治疗一种疾病实施手术却引发其它并发症致死。
任有余：医疗事故处理过程中，医患双方“麻杆打狼两头怕”，也是引发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有的医院怕患者漫天要价，明知有错却不认账；而患者因为不晓得该索赔多少，又怕“输在起跑线上”，干脆把价格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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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制如何将一碗水端平？
梁鸿：医患纠纷具有双重属性，即社会属性和专业属性。
医学专业属性的问题只能由医学专业人士来回答。但医学专业人士回答不了社会关系的问题，这就需要依靠人民调解介入保障其公平性，协调社会关系。
医院自己处理医患纠纷，是对不在行的社会关系问题作答，所以问题频仍；现在，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要解决好怎么“端平一碗水”的问题，避免对医学专业问题介入过度。
任有余：调解一起医患纠纷，一般会由有医学背景和司法背景的两个调解员同时参与。调解过程则讲究合法、合理、合情。
大部分医患纠纷的发生是由于患者不懂如何解决，也不知医疗过错到底有多大。我们力争在一个亲和的环境下反复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感；同时通过一层层的分析，解释哪些是对方有错，哪些可能是被允许的医疗风险，从而引导出合理的诉求。
梁鸿：减少医患纠纷其实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增加老百姓的医学常识，告知大家一些医疗程序设计的前因后果。国外这一点做得比较好，他们经常会发布一些外科小知识，让患者知道手术的风险在哪里，也知道什么样的身体状态适合做手术，因此他们医患纠纷比较少。建议以后出现医患纠纷时，请医学专家在大众媒体上对事故鉴定等做出科学的解释，减少大家的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