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刘又宁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毛文正摄
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呼吸科主任的刘又宁记得，2003年年初一次会议上，时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的萧正伦郑重告诉他，最近广东发现了数例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炎，他也记得自己开玩笑回答：“你找我去就能治好。”
玩笑归玩笑，当第一例传说中的“广州肺炎”病人3月初住进301医院时，他还是拉响了脑中的警报。3月7日起的一周内，他在西安、成都、济南三地会议上通报了病情。一个多月后，刘又宁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身着军装的大批医生从飞机上下来，走进刚建成的小汤山传染病医院，他认出其中许多是自己的学生。新闻播完，学生们的求助电话开始陆续从小汤山打来：“刘老师，我没见过这样的病人，怎么治？”
“怎么治”的问题，从最开始到疫情结束，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北京“非典”疫情最严重时，301医院不少医务人员也被感染，其中重病者29名。在各大医院自顾不暇的局势下，他向院领导申请，将他们技术处理为“疑似患者”，留在院内隔离治疗，自己全程监督，而非按要求转往指定医院。这29人最后全部康复，成为他至今引以为豪的纪录。
但只有纪录还不够，医者和病魔的角力，就如同其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斗一样，始终追求全面、彻底的胜利。疫情过后，刘又宁成为中华医学会“非典”官方诊疗方案中临床部分的召集人，他视这份方案为中国医务人员用生命和鲜血凝结成的总结，也是给全世界同行的一个初步交代。
只能说是初步，因为“非典”这种病，越研究就越发现谜团重重，十年后的今日，仍旧没有解答。
流行路径：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非典”病毒的源头一直是件说不清的事。学界一度认为体内曾检出同类病毒的果子狸是其源头宿主，一方面因为果子狸有过类似的“不良纪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最初爆发疫情的广东恰恰也是食用果子狸的重镇，如果果子狸就是元凶，能够回答“为什么疫情会从广东开始”这个问题。
但2005年9月，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率领的研究小组发现，一种名为中华菊头蝠的野生蝙蝠更有可能是“非典”病毒的源头宿主。另外一支独立的研究团队，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同样将疑凶锁定为蝙蝠。
现在，被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传播路线是“蝙蝠—果子狸（或其他中间宿主）—人”。但这方面的研究恐怕终究只能停留在可能性很高的“假说”，因为2003年后，曾被认为会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时不时来一轮的“非典”，再也没有从自然渠道来袭。
“‘非典’不符合一般传染病的规律。一般传染病不会突然到来、突然消失，但‘非典’基本上是这么个过程。不知道怎么来的，到2003年5、6月份就没有了。”刘又宁说。
他认为疫情迅速结束与采取严厉的隔离控制措施有关，但即便如此，并不能防止病毒一两年后死灰复燃。“非典”流行末期一些研究曾表明，有部分“非典”康复者身体中已产生特异性抗体，可以对“非典”病毒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在这种情况下，健全的人体可以与病毒共存，同时也成为病毒变异的温床。
“当时就有许多专家预言说，‘非典’会像流感一样伴随着我们，但是这个预言落空了。落空了当然是件好事，为什么落空，目前不清楚。2003年流行以后，只有两次小规模的流行，都和实验室有关，已经证实了，实验室操作员自身得了病，只有几个病人。”刘又宁说。
发病特征：病来如山倒，但死亡率并不高
另一个未解之谜则是“毒王”。“非典”流行期间，少数病人具有极强的传染性，部分媒体最先将“毒王”这个名称叫开，世界卫生组织称呼则是“超级传播者”，指将“非典”病毒传染给十人以上的病人。
“非典”流行期间，国外部分医学专家认为超级传播者所感染的病毒毒株与其他人的并无不同，超强的传染性只是因为“他们的病毒感染未被察觉”。也有观点说，年老体弱者易成为超级传播者，因为他们的病毒携带量更大。
而国内医务人员的亲身体会则表明，至少“未被察觉”并非超级传播者的形成原因，一些病人的传染能力就是远远高于其他人。刘又宁回忆，在疫情早期，广州的防护并不到位，但传染却不太厉害，而到疫情后期出现的一些超级传播者，各地无论如何也防不住。
一个例子是4月中旬天津收治的一名病人，他在天津抢救5天后去世，期间凡有过接触的几乎无人幸免，直接和间接感染150多人。刘又宁认为，传染性的区别来自超级传播者所携带的毒株，但目前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
未解谜团：死亡病人里几乎没有儿童
“还有一个证据不是很充分的谜团，几乎所有的传染病对儿童的危害都更大，但奇怪的就是，‘非典’死亡的病人里几乎没有儿童。我们有儿童血清学证据，这个比较可靠，北京有三十几例儿童血清学证据证实是非典的，特点是都比较轻，没有死亡的，传染性也比较弱。”
包括刘又宁在内的一些医护人员都有这种直观感受：感染“非典”的更多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人，老年人和儿童的发病率相比一般传染病规律来说显得低。再加上“非典”发病快，病程短，在没有找到治疗方法的疫情早期，一个人从健康强壮到撒手人寰仅需短短几日，其病势之凶猛，大大加重了人们对它的恐惧。
“实际上‘非典’病死率并不是很高，在广州只有5%左右，在加拿大，资料显示超过10%。但是加拿大医生有一种说法，他们不用无创通气，认为会增加传染。我们认为，无创通气加上适当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对于已经出现肺损伤的病人，是挽救他生命的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措施。用这两种方法，光我自己亲手挽救的生命，可能有十几个。”
刘又宁认为，后来的禽流感和甲流作为流行病的严重程度都不输“非典”。禽流感的病死率极高，“两个就要死一个”，而甲流早期就易发病毒性肺炎，不好治。但哪一种病都比不上非典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阴影。
“可能从表面现象看，年轻人什么病也没有，得了以后突然就倒下了，这个是令人比较恐怖。最重要的，是信息不公开，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大家认识的不够。实际哪有那么高的病死率，但一传十、十传百，就把它的恐怖性人为地宣扬了。回头来看，并不是那么可怕。我们医院有29人得了‘非典’，重的病人都是我亲自负责治疗的，没有死亡。”
“我曾经说过一句狂言，‘非典’要给我治，想死都难——这是开玩笑的话了，正确来治，病死率不会那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