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回龙观医院一名精神障碍患者（图左）将自制的手工艺品送给医护人员。
挨打对于精神科医生太常见了。由于精神病人在司法上享有免于刑事追责的可能性，精神科存在更高的职业风险，成为医学生跨入精神卫生领域的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精神病人后，先不提吃药的事，先解决他的生活困难。”富俊玲，北京团结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在社区工作15年来，与居委会密切合作，在主动发现、防治精神障碍患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次，居委会向她反映一个情况。一位老太太夜里总敲家里的墙和水管，扰得四邻睡不好觉。富俊玲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一同来到老人家。一进门看见老人正在阳台附近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于是问她“怎么啦？”老人指着墙角说：“缝里冒毒气！”
“有幻听才会自言自语”，富俊玲分析老人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随后，她请来朝阳区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医生会诊，证明了她的判断。老人家里陈设简陋，生活清贫，一锅片儿汤便是一天的伙食。一家三口，全靠老伴每月600元的退休金生活。儿子40多岁，刑满释放不久，尚无工作。综合这些情况，富俊玲与居委会商议，为老人申请重残低保，每月发她500元补助，并定期免费给药。如今，老人已服药14年，能走出家门，正常生活。
团结湖社区约有4万居民。其中，像这位老人一样的严重精神障碍者达460余人，而分管他们的精神科医生，包括富俊玲在内只有2人。面对大量精神病人，医生遭遇辱骂与殴打不是新鲜事儿。
“通常情况下，接诊精神病人，我们都要两名大夫在场。”富俊玲追忆第一次挨打情景。有一天，一位医生刚去洗手间，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进来领药。小伙子30多岁，父母都已离世，平时是哥哥帮他取药。最近，因哥哥出差他已断药7天，这次自己来领药。富俊玲低头开处方，突然，咣的一声，一记重拳砸在她胸上。她疼得大叫一声，小伙子一惊，抽回手跑了。哥哥回来后找她道歉：“我弟弟犯迷瞪了，您多原谅。”
“精神科医生随时有被攻击的风险。”富俊玲说，现在新建的精神科诊室都设有后门，以便医生遇到危险时能够脱身。
“医院每年象征性地给我们一二十元的挨打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治医师李小钧说，挨打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太常见了。李小钧第一次挨打，是叫一位老年痴呆患者吃饭时，被他甩了一巴掌。这算轻的，一些病人甚至扬言：“我打了你、杀了你，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据了解，北京市回龙观医院、安定医院、北大六院等三大精神病专科医院，每年有近百起因病人突然发作导致医生受伤的事件。
“由于精神病人在司法上享有免于刑事追责的可能性，精神科存在更高的职业风险。” 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谢斌认为，职业风险高成为医学生跨入精神卫生领域的一大障碍。
我国精神病专科医院收费较低，整体经济收入仅为综合性医院的1/15至1/10，精神卫生专业工作人员的待遇比一般医院待遇至少差1/3以上
富俊玲退休后被原单位返聘，月薪是2500元，而一同被返聘的中医科医生月薪是6000元。院长也无奈，因为精神科医生不能创收。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就诊，医生只能问诊，不能拍片检查，开药也少。
“精神科医生是医生中的弱势群体。”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赵旭东指出，目前，许多医院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医生的业绩和能力，精神病人大多数是靠吃药进行治疗，收费较低，精神科医生不能给医院带来创收，所以常不受重视。
“在综合性大医院里，精神科是比较边缘化的。”北京某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告诉记者，精神科病种有限，检查、开药相对少，收入当然不及一些临床手术医生。另外，精神卫生在中国还没被充分认识和尊重。
比综合医院精神科医生更郁闷的，是专科医院医生。“我工作10年了，月薪才五六千元，比在外地综合医院工作的同学少1万元左右。”北京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主治医师对记者说，精神病人的经济条件大多拮据，加上反复住院，家里常一贫如洗。即使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名精神病人的住院费用也远低于综合医院患者的住院费用。
卫生部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精神病专科医院整体经济收入仅为综合性医院的1/15至1/10。精神卫生专业工作人员的待遇比一般医院待遇差1/3以上。
“金眼科、银外科，精神科是冷门。”谢斌说，由于精神科医生待遇差，社会认同度低，加上职业本身的高风险，致使该职业缺乏吸引力。调查显示，医学生中愿意从事精神卫生职业的不到1%。许多医学生是考外科、内科研究生时，被调剂到大医院的精神科来的。精神科医师总体学历层次不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在地市级医院仅占25%。
目前，我国精神卫生从业人员严重短缺。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平均10万人中有1.5名精神科医生、2.2名护士，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名精神科医生、13名护士。
儿童、老年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尤其不足，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者、康复治疗师则更加缺乏。在美国，精神科医生中有1/4的人在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我国，专门从事儿童精神疾病工作的不足200人。
精神科医生的技术劳动价值严重被低估，精细的精神状态检查及心理治疗等工作收费极低，难以留住人才，医院精神科成了医生流失最多的地方
有专家预言，21世纪，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卫生部调查表明，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位居第一，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我国现有1亿多各类精神障碍者，其中，严重精神障碍者约1600万人，但精神科执业医师数量与之比值只有1∶840。70%的重性患者没有得到规范治疗。
一方面，社会压力大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患者正在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医院的精神科是医生流失最多的地方。
谢斌说，培养一名合格的精神科医生，至少3—5年，培养一名专家，不能少于10年。遗憾的是，很多精神科医生半路转行。他们当中有考上公务员的，有“下海”到医药企业经商的，更多的是为了逃离精神科，选择考神经内科、外科研究生。
谢斌呼吁，如果不尽快提高精神科医生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精神疾病类患者将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目前，我国精神科医生的技术劳动价值严重被低估，精细的精神状态检查及心理治疗等工作收费极低。比如，三甲专科医院门诊挂号费5元，心理治疗每半小时收费80元，心理咨询每半小时30元，社区康复治疗每天收费仅5元。
“雅安地震灾区不仅需要骨科、内科等专业医生，也需要心理危机干预医务工作者。”李小钧希望，精神科医生的价值和劳动不能仅在灾难发生时被关注，平时也需要被尊重。
“精神科医生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面对精神疾患，医生需要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 赵旭东介绍，精神科医生的要求非常高，在国外需在普通医生的基础上再接受二三年以上的专业学习和培训，具备各种诊断技术，还要具备识别人的思维、意识和情绪以及心理活动中各种问题的能力，因此其收入也较高，比企业白领高出数倍。
为扭转我国精神卫生人才队伍困境，《精神卫生法》强调人力资源建设。要求提高精神卫生从业人员待遇，调整低廉的不合理收费标准，体现精神医学服务机制，减少人员流失。
赵旭东说，希望国家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中，将精神疾病列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重点，增加财政投入，提高精神科医生的待遇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