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8日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尼日利亚电视台记者：中国非常善于制定并执行计划，这帮助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提出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信在外交方面一定也制定了相关的计划。最近中方任命了新任的驻非盟的大使，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我们能否期待中国在推进对非合作、加强对非伙伴关系方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
王毅：很欢迎非洲朋友提问。中国确实凡事都愿意先做一个规划，但是我们也很善于应对突发事件。比如去年西非地区突发了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和人民感同身受，率先驰援，我们已经紧急提供了四批共7.5亿人民币的援助，我们还向疫区派出医务人员近千人次，他们冒着感染的风险，为非洲人民的健康奋战在疫区。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为他们点赞。
王毅：就在两天前，利比里亚最后一名埃博拉患者从中国援建的医疗中心康复出院，这条消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
王毅：说到中非合作，去年李克强总理访非时提出了加强中非合作的“六大工程”和“三大网络”建设，得到了非洲各国的广泛赞同。最近我们又新设了常驻非盟使团，首任团长已经到位，这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非合作以及非洲一体化的支持。中非合作论坛今年将召开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我们愿在巩固各领域传统合作的同时，着眼非洲最迫切的需求，再做好三件事：一是推进产能合作，助力非洲工业化进程；二是加强卫生合作，帮助非洲提升防疫和防灾能力；三是加强安全合作，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愿意同非洲兄弟们一道共同努力，把中非传统友好转化为互利合作的成果，把非洲的发展潜能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谢谢！
在应对埃博拉方面，中国能否自信地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为了应对疫情，中国人不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不少一线医护人员、专业人士和志愿者远离家人，冒着风险奉献，且已有人为此感染上了埃博拉疫情。
但鉴于前述种种原因，国内媒体、网络和公众、社会，对这些人、这些事，同样或多或少抱有“与己无关”的心态，少有关注，难成热点，即便偶尔提几句、看几眼，也未必放在心上。
不仅如此，中国对非传统的医疗卫生援助模式——“中国医疗队模式”也需与时俱进，才能适应非洲当地的新形势、新需要。“中国医疗队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布局、统一管理，自成体系，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可取的，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却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宜缓不宜急”，即适应当地一般条件下的医疗保健需要，却不适应应对如埃博拉突发之类的大规模疫情，难以和应对这类大规模疫情所必须适应的，与当地卫生机构及国际间援助组织大分工、大合作的体系、模式接轨。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制约了援助的效果，也影响了“正能量传播”。
此外，某些商业医药机构、个人照例将埃博拉疫情当作“捆绑销售”的平台，借机宣扬、渲染自己所谓“包治埃博拉的独门秘方”，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不仅令中国、非洲许多人反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公众对疫情和真正危险的关注度。
别以为瘟疫只是“不文明世界”的专利，别以为他人的不幸总是离自己很远。
如今，埃博拉已被安上诸多“标签”， 21世纪的“世纪瘟疫”，下一个艾滋病，21世纪的“黑死病”。随着西非埃博拉死亡人数突破4000，美欧埃博拉防线相继失守，埃博拉疫情又现升级势头。面对潜在的埃博拉传入风险，中国应该做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同时也要做好科普和卫生预防宣传工作，避免出现恐慌情绪。
更为重要的是，别以为瘟疫只是“不文明世界”的专利，别以为他人的不幸总是离自己很远。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贫困、落后，无力单独对抗病魔，国际组织、志愿者的力量也相当有限，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帮助和投入，这不仅是为了救当地人，也同样是为了自救——曾几何时，“文明世界”也将同样源于非洲的艾滋病当作他人之痛痒，最终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幕，绝不应在埃博拉或其他“文明瘟疫”上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