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5年--编者注）1月8日，中山一院神经科刘焯霖教授找到院党委书记，一次性交纳了1万元党费，这已是刘焯霖教授第二次向组织交纳万元党费了。刘教授深情地说："……50年来，我从一个无知的青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专业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作出过一些成绩并获得过一些荣誉，这都是跟党的培养和教育分不开的，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月我特缴纳党费1万元，以此表示我对党的衷心感谢，并立志将毕生精力贡献给党。"
"把毕生精力献给党"，多么神圣而厚重的承诺，但却是刘焯霖教授一生的真实写照。
玉石精诚 赤子情怀
对于经历过新旧社会的人来说，中国旧社会的贫穷落后是刻骨铭心的。中学时代的刘焯霖，目睹了旧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艰辛，幼小的心灵早已受到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刚进大学不久的刘焯霖，就参加了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广州地下学联，积极为革命事业、为我们党做过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他更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大学一毕业，他就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政治生命的航标，果断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侨工家庭出身的刘焯霖几乎没有入党的可能性。满腔热忱的他不知写了多少份入党申请书、做了多少次思想汇报、接受过多少次组织考察，入党的事还是被一拖再拖。近30年过去了，他那颗执着的心不但一点不气馁，而且越来越坚定。刘焯霖教授说：党未能接纳自己，那只能说明自己还应该更加努力，要在政治思想上更加追求进步，在行动上更加辛勤地工作，尽心尽力地做好科研、教学和医疗工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党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刘焯霖教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不难想象，此时此刻这位党的执着追求者站在党旗面前是何等的兴奋、骄傲与自豪！
仁心仁术 济世济人
五十一年来，刘教授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实践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精湛的医术、优良的教风和不断创新的科研精神，潜心于他所钟爱的医疗、教育和科研事业，谱写了一曲感人肺府的青春之歌。
"我所获得的科研成果来源于病人，我必须无条件地为病人服务"，这是刘焯霖教授半个世纪来的座右铭。
按医院的规定，教授门诊和专科门诊的挂号量是有限额的，对于大名远扬的刘教授来说，只要出诊就一定挂满号。慕名而来的病人面对写着"刘焯霖挂满"的牌子，心中不免失望，他们怀着试一试的心理找到了围满病人的刘教授，没想到刘教授很爽快地给予加号。面对焦急等待的病人，刘教授总是热情地对他说：大家不要急、不要挤，我一定会给大家看完才下班。由于来者不拒，他上午的门诊常常看到下午2-3点钟，下午的门诊常常看到晚上7-8点钟。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病人和平时上学的孩子就医，他除每周二、四下午出诊外还专门开设了星期六上午的门诊，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病人服务。
有一次，深圳某医院有一个病人需要刘焯霖教授去会诊，由于病情危急，需要立即动身。当时他因为前列腺肥大已经几个小时排不出小便了，病人又等着他，怎么办呢？刘教授决定马上去导尿，并且带着导尿管立即赶赴深圳参加会诊。有人对刘教授说，你自己都有病，不需要那么辛苦去那么远的地方会诊的。可刘教授却说：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救死扶伤，只要还有一分力量，就要用出来治病救人。
神经科的病人，很多行动不便，刘教授利用休息时间去病人家里为他们诊治，开展上门服务，在中山一院神经科首创"家庭病床"服务。即便是深更半夜，只要病人找他，他也会立即起来赶过去为其看病。
一段时期以来，"红包"问题成为白大褂上的"污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谴责。刘教授从医以来，严守医德，在中山一院和广大病人中有口皆碑。他为自己制订了三大原则：一是不把家庭地址留给病人；二是无论本院职工，还是来自城市、乡村的病人，都一视同仁；三是绝不收"红包"。有一次，为抢救一个四肢瘫痪的危重病儿，刘教授吃在病房、睡在办公桌，有时甚至彻夜未眠。三个月后，家人从刘教授手中接过被他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小生命，流着眼泪递给刘教授一个红包说："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请您收下补补身体吧……您不收，我们就跪下了。"但刘教授硬是婉言谢绝了。熟悉刘教授的病人都知道他的性格与做人原则，就把"红包"悄悄地塞到他的白大褂口袋里。但是每当他发现这些"无主红包"，便全数上交医院。
桃李芬芳 硕果累累
一个医生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百姓健康服务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去呢？刘教授选择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严谨的科学精神培植在学生身上，使更多的人能够承继他的精湛医术并能不断提高，为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刘教授总是尽心尽力，把自己所掌握科学知识和科研技能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许多人都知道中山一院神经科主任、博士导师张成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余龙教授，美国加州帕金森研究中心卓有成就的陈彪教授，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鼎鼎有名的中青年专家都是刘焯霖教授精心培育的高足。
据2005年统计，在刘教授门下毕业的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研究生40多名。更令刘教授欣慰的是，已经有很多学生与他站在同一个领奖台上，仅留校的学生已获得八项科研成果奖，其中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在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刘焯霖教授兢兢业业、勇于创新，不断取得新的业绩，成为神经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早在五、六十年代，刘教授就开始研究"肌阵挛性癫痫、间脑癫痫、亚急性联合变性、脑血管病"等课题；七十年代后开始致力于神经系统遗传病的研究，成为全国神经系统遗传病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历任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会神经病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神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学遗传学会常务委员，中国遗传学会广东分会理事，《中华神经精神病》杂志编辑委员，《国外医学》特约编辑等职。
在五十余年的辛勤耕耘中，刘教授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近200篇论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一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厅局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四等奖1项，出版了《神经遗传病学》专著，填补了国内空白。近年来，刘教授在帕金森病病因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2002及2003年又分别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校内又获得了柯麟医学奖，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出版了他在国内的权威著作《神经遗传病学》第二版。
他曾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省"劳动模范"、"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校院"优秀党员"、"模范党员"、"广东省卫生系统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