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后正式拉开大幕。“十三五”，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也走入攻坚阶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坚信，中国医疗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落脚点应该在社会办医上，并且一定要从分级诊疗切进去，从分级诊疗走出来，从而实现医疗资源的解放和重新优化配置。
公立医院改革三部曲：大医院瘦身、重构主营业务、医生变为“社会人”
供给侧改革讲的是结构，结构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红利，取决于目前结构是不是扭曲。
目前的中国医疗服务市场，是被政府频频干预的市场，是结构严重失衡的市场。全科医疗应该是每个人看病的第一站，然后应该是诊所，最后才是医院，医院应该是提供急诊和住院服务的地方。
但是我们国家的医疗结构恰恰相反，三级医院面向全体民众提供庞大的一般门诊服务，二级医院成了“医疗领域里面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基层医疗机构沦为开药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一种“倒三角”的结构。
而且，目前三甲医院扩大收益，基本都是通过扩大规模，增加床位数，增加医生数量，从而增加患者人数来实现的。三级医院日益膨胀的规模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重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倒三角”的结构更加突出明显。
因此，刘国恩认为，公立医院的改革“首先医院规模要瘦身，包括医院的个数和医院的床位数，不需要再增长了。中国现在人均床位数4.8张远远高于欧美的人均床位数。医改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垄断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三级医院，把本应该在基层解决的小病、常见病、多发病、包括慢病业务也都都揽过来，形成了三级医院上下游通吃的格局，造成了这些医院的假性资源紧张，同时也加重了病人看病难的问题。
而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超过80%的门急诊由诊所完成，英国90%的门急诊在全科医师诊所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医院基本没有多少普通门诊业务。
所以“第二要重构医院的主营业务。强化中心职能，首先是急诊和住院，其次是教学、科研、培训。弱化包办的副业——开设一般性门诊，医院应该制定下转门诊服务的改革路线。”
“第三是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我们有三分之二的医生是不需要在医院中做专科医生的，他们是在医院解放出来的，要走向基层，为事业发展而去。他们就应该和机构脱钩，要变成社会人。”刘国恩认为，医院转型之后，需要大夫来接盘。医生要下得去，用的上，留得住。
医生下的去做全科服务，所以医生需要培训转型。他们的收入不需要通过财政，应该通过医保的门诊，通过医保制度的改革，社会的全科诊所等获得，应该与医院的专科医生收入相当。这样才有可能鼓励医学院校的学生，一代一代的后继有人。
同时，要让医生清楚为谁而去，为谁而干的。医生一定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不是为了医院而去。
中国社会办医的优势不是在大医院，而是在基层
供给侧改革主要就两条：第一是简政放权。第二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目的是尽可能的减少社会力量参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因此，刘国恩认为，社会办医是医疗供给侧改革的重点，社会办医的重点和优势在基层。
社会办医是让社会的融资主体来解决融资、技术配套问题，让地方政府来解决土地和准入、政策等问题。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力量和政府力量加起来解决，医生和医生团队只需要直接入驻。医生不是打工的关系，而是合伙人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解决医生留得住的问题。
在很多国家，社区医疗机构主要是由单个医生私人开办或多位医生合伙开办的私营诊所，比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社区门诊机构90%以上是私立诊所，日本这一比例是99.4%，台湾地区是97.8%，香港私营诊所比重也超过90%。英国承担社区首诊业务的全科医师诊所80%以上都是私立的。
刘国恩认为，中国社会办医的优势一定不在跟大医院抢饭碗。因为国有医院、公立医院的位置已经很牢固，很难对等竞争。而在基层，医疗机构需要发展，医生需要融资，社会资本作为合伙的主体与医生共建，就会有很大空间。
按照刘国恩的设想，如果大医院门诊服务下行的规划出来的话，患者就会流向基层和医生诊所，这个市场就会很大很大。现在这个市场的60%或者更高在大医院里面。
刘国恩强调，社会办医的重点和比较优势一定在基层。基层是社会力量重点发生作用的地方，会产生很多的有利于社会各个层级的好处。医生到基层的条件也解决了，也帮政府解决了各种问题。全科诊所、慢病管理、健康人群的服务是重点，长期照顾也是重点。这些对于发挥信息化的手段，建立共享经济平台有很大作用，能够使我们的价值变得更强大。
这就是他坚信中国医疗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落脚点应该在社会办医上，并且一定要从分级诊疗切进去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