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推荐妇产科医生及其它健康服务提供者向所有患者推荐孕前载体筛查（pre-pregnancy carrier screening）来诊断遗传性疾病。孕前载体筛查技术主要包括对健康个体进行检测，确定其机体中是否含有诱发疾病的基因突变，如果父母双方均携带隐性基因，或许就会诱发后代出现患病症状，比如囊性纤维化和肌营养不良症等疾病。
谁是基因载体？
如果配偶双方均携带有疾病隐性基因，那么后代就有四分之一的患病概率，因此携带者夫妇可以能会有多个受影响的孩子，有些隐性疾病相对较弱，但有些则较为严重，当然这包括了很多会诱发个体死亡或出生后不就就死亡的疾病。研究者Newton Morton是遗传流行病学的奠基科学家之一，早在1956年他就根据数据推测认为，我们每个人机体中都会携带3-5个致死性的隐性突变，当然近来大量研究都对此进行了证实，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都是隐性突变基因的携带者，但我们很多人通常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携带者，除非我们生出了一个受影响的后代。
孕前载体筛查（pre-pregnancy carrier screening）技术
从理论上来讲，孕前载体筛查程序往往是针对那些更易于患隐性疾病的个体，比如，一种称之为戴萨克斯症（Tay-Sachs disease）的隐性大脑遗传性疾病，其在幼童时期通常具有致死性，而且这种疾病在德系犹太人中发病率较高。1969年，研究人员就通过研究发现，名为己糖胺酶A的酶类的缺失或会诱发戴萨克斯症，当然这也造就了针对该病筛查技术的诞生，随后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就发明了首个在德系犹太人中进行的孕前载体筛查程序，从那时开始，戴萨克斯症的发病率降低了90%以上。
当然，全球其它地方也出现了诸如这样的靶向性孕前载体筛查程序，比如在地中海国家中，隐性血液疾病—地中海贫血症的发病率较高，这种筛查技术就能够用来帮助鉴别出患者，同时还大幅降低了该疾病的发病率。如今，以色列是进行孕前载体筛查程序最全面的国家，2003年以色列引入了全国性的程序，截止到2015年，这种筛查技术完成了对近乎6万名个体的筛查，检测到了大约100种隐性疾病，以色列的筛查程序也适用于不同的人群，同时还包括了一些所有种族群体中最常见的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等。
目前，全球的诊断实验室能够利用这种技术对携带疾病的多个个体进行一次性的诊断，这种筛查技术通常能够用于对多种类型的遗传性疾病进行诊断，而且相比标准诊断测试而言效率较高，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是否这种筛查程序能够有效检测携带多种隐性疾病的患者。
益处
当孕前载体筛查程序被引入后或许就能够明显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和发生率，这种筛查技术也能够挽救因明显遗传疾病而受影响的儿童及其家庭，当然也能够减少隐性疾病治疗所带来的家庭负担等。每一种隐性疾病都非常罕见，而且目前有成百上千种隐性疾病，因此总的来说，这些隐性疾病常常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此前，研究人员对50种严重隐性疾病进行研究发现，这些疾病的集体发病率要高于唐氏综合征的发病率（1/600 vs 1/1100），因此孕前载体筛查程序或许能对多种遗传性疾病进行检测，正如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推荐的那样，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夫妻间的遗传风险。
局限性
当对基因进行检测时，一些鉴别出的突变绝对是有害的，而大部分的突变则是无害的；但对于某些突变而言，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这些突变有害，也无法确定是否这些突变能够引发任何一名儿童患病。但对于新生突变（de novo mutations，DNMs）而言，在儿童发育的过程中这种突变会自发产生，当然了，利用孕前筛查手段或许无法对这些突变进行检测。
因此，孕前载体筛查技术或许能够有效降低生出受影响后代的风险，而并不是消除这些风险。研究人员并不确定这种筛查程序能够让夫妇生出健康的后代，但其却能够帮助夫妇制定计划来减少和诱发疾病突变相关联疾病发生的负担。在检测之前或之后进行咨询或许能够帮助有效解释夫妇的风险。
目前这种检测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较小，仅仅只是和血液样本相关的风险；当然了，对于许多夫妇来说，这一成本或许太高了，这依赖于所筛查基因的数量，而且每个人的花费可能是几百美元。
在澳大利亚是否能够进行检测？
很少一部分靶向性的孕前载体筛查程序在澳大利亚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主要是在德系犹太人群、有多种家族疾病史的个体以及一些IVF诊所中（IVF：体外受精）。目前Victorian临床遗传公司也能够提供隐私化的孕前载体筛查技术。诸如澳大利亚基因组健康联盟（Australian Genomics Health Alliance）等多个澳大利亚组织目前正在寻找多种方法来对大量进行进行筛查监测，是否澳大利亚能够做出和美国所提出的相类似的推荐建议，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