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青岛市卫生计生委、市委宣传部等20个部门制定了《青岛市健康心理行动实施方案（2017-2020年）》（下称《方案》），其中提出了健康心理行动重点指标。
在2020年之前，青岛市医疗机构要完成3大指标，包括：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精神（心理）科的比例达到100%，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心理咨询室的比例达到80%，及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知识与技能培训率达到90%。
也就是说，至2020年，青岛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都要设置精神（心理）科，80%以上的一级医疗机构要设置心理咨询室。
很少有疾病和心理因素完全无关
为什么要要求综合医院开精神（心理）科？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专家表示，将精神卫生服务整合到综合医疗卫生服务中，是一种全球趋势，主要原因有三：
①社会对综合医院精神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由于缺乏相应知识、羞于就医、对精神疾病的耻感和专科服务机构少等原因，精神疾病患者通常更愿意到综合医院就诊；
②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共病使得患者的求医、诊断和治疗变得更为复杂，因而有必要将精神卫生服务整合到综合医疗卫生服务中；
③许多心理疾病或功能性精神障碍具有躯体症状，而目前社会大众缺乏心理卫生知识，因此精神障碍患者将综合医院作为解决病痛的首要选择。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身医学科终身教授吴文源曾经遇到一名来自吉林的患者，反复发作胸闷、濒死感，自述“生不如死”。这名患者走访了国内许多知名医院，反复做心动超声、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花了十多万，但检查结果始终显示正常，无法确诊，更无法控制，直到找到吴文源教授，才确认为“急性惊恐”。
除了“误诊”，还有许多疾病也需要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来诊治，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如心内科的心绞痛、呼吸科的哮喘、皮肤科的荨麻疹、消化科的功能性消化不良、甚至手术后的倾倒综合征……“很少有疾病和心理因素完全不搭界，只不过是搭界多少的比例问题。”吴文源说，“医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
“综合医院精神科患者有综合医院的特点，可能重性精神疾病很少，但相对来说，轻性的、有自知力的、自己主动来看病的占绝大多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骆艳丽说。
她曾在2015年到美国访学，学习开放式对话（OpenDialogue，OD）心理治疗技术，她说，美国的精神科会诊联络（CLP）做得十分成熟，即精神科医生先为其他科室患者提供会诊服务，同时参与到临床有需求的患者的治疗过程中，通过“会诊+联络”，为患者提供更加系统全面的治疗，有助于患者的整体康复。
与美国还差20年
骆艳丽喜欢用一个词形容美国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模式和医疗资源——“奢侈”。在美国许多医院，甚至有专门的行为学家、心理医生跟着心内科等科室进行查房，遇到问题就一起解决。
吴文源评价说：“我们跟美国大概差了20年。”
国内综合医院精神科发展得并不尽如人意，虽然有很多精神疾病患者首诊会选择综合医院，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主动去看精神科，这就导致综合医院的资源和人才会向其他科室偏倚，从而使综合医院精神科发展相对缓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曾于2013年发布《湖北综合医院精神卫生服务现状及焦虑抑郁障碍诊治情况调查》，其中提到：湖北省一级综合医院几乎均不提供精神卫生服务，二、三级综合医院中提供至少一种精神卫生服务比例在64.7%左右。
开展精神（心理）科的综合医院数量不足，可以发展，但人从哪里来？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精神科医生2万多名，有2/3的县区没有精神科医生；我国平均每10万人仅有1.49名精神科医生，与国际平均10万人拥有精神科医生3.96人相差甚大，且多集中在专科医院、大型医院。
此外，精神卫生服务人员的学历也普遍偏低，接受的专业培训非常有限。
如辽宁省曾在2010年做过综合医院精神科服务人员现状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在编职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不足一半，而大专占33.3%，中专占22.9%，中专以下占6%。
这其中，护理人员、检验人员学历尤其低，绝大多数为大中专学历。
此次青岛下发《方案》，除了提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要普遍设置精神（心理）科，重点临床科室应配备专兼职心理咨询师，妇幼保健机构要为妇女儿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健康咨询与指导、心理疾病的筛查与转诊服务”，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鼓励医疗机构引进临床与咨询心理、应用心理、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加强精神科医师、护士、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康复师、医务社会工作者等综合服务团队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引领示范和技术支撑作用，对辖区各类医疗机构临床科室医务人员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培训，等等。
同时，亦有专家提出，完善人员岗位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进一步提高职工工资待遇等措施也将有助于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精神卫生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