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明懵了。
3岁的女儿顾佳雯被检出血铅指数达到275，远远超过上线为100的安全标准。
尽管顾建明是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森公司”)一名普通的磨铅粉工人，但他每天“全副武装”地工作，防护服只露出眼睛；工作10年来，厂里每年都会组织体检，今年上半年的体检测出他的血铅指数还只有18。
顾建明自己又去医院检测血铅，发现也超标了，当他把工厂铅排放的证据提供给媒体后，厂里很快就勒令他停工休假。
由此揭开的上海康桥儿童血铅中毒事件却停不下来。
污染源到底有几处
9月15日，上海浦东康桥镇康花新村25名儿童被确诊血铅超标，其中12人在新华医院治疗，其他13人已经过新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治疗。
9月16日，上海市环保局官方网站称，康桥地区主要铅排放企业正是江森公司，该公司使用铅锭和硫酸作为原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烟、铅尘通过过滤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浦东新区环保部门已经送达了责令其暂停生产的通知书，目前该企业已暂停生产。此外，该地区的上海新明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涉铅生产也已被责令停产。
康花新村位于江森公司西北方向约1.5公里，此次查出的血铅超标儿童大都居住在此。
有医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铅中毒对孩子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并导致智力下降和较为持久的记忆与行为障碍，即使打点滴排铅也会损伤小孩的肝肾功能。而且，铅浮尘的悬浮高度正好是一米左右的地方，孩子很容易铅中毒。
据顾建明透露，江森公司共有3条生产线，在最初媒体曝光后迅速停了一条生产线，他离厂的时候3条都停了。但在上海市环保局要求江森公司暂停生产后，曾有居民潜入工厂发现又复工了。9月1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江森公司外观察，发现厂区内部仍有不少工人在走动。
江森公司日前对媒体公开表示：“政府给公司规定了每年一定的用铅额度，目前排查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公司的用铅量是否超标。”并对媒体强调，该公司在控制铅排放方面投入很大，“公司员工的血铅水平要低于上海全市居民的血铅水平”，停产更与“涉污”无关。
赵鸿的哥哥就住在康花新村，每次赵鸿开车来看哥哥，总会经过康桥路上长长的康桥工业区，然后转弯到锦绣路，一路上先听到耀皮玻璃厂低沉的机器轰鸣声，再看到不远处浦热发电厂三根大烟囱，如果晚上开着车窗还能闻到御桥垃圾焚烧厂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康花新村距离工业区仅有大约500米。
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江森公司和新明源汽车配件公司，康花新村的居民对附近一些可能造成潜在污染的工厂也有担忧。康花新村的门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般晚上6点之后垃圾厂开始焚烧垃圾，臭味一直会弥漫到第二天清晨。焚烧厂为了牟利，还会燃烧电线外层的塑胶，销售燃烧剩下的铜丝，呛鼻的空气弥漫在小区周围。事发后环保部门来检查，排除了该厂铅污染的可能，于是垃圾焚烧还是天天雷打不动在进行。
也有居民对周围的水质产生疑问。有网友告诉记者，距离康花新村3公里左右的绿洲康城亲水湾，有部分孩子也测出血铅中毒，于是有人怀疑水质也可能存在铅污染。
${FDPageBreak}
令人生疑的验血单
家长们对医院延迟出具验血单也心存疑问。
9月7日上午把孩子送到新华医院检测血铅的家长，到9月14日才拿到手写的静脉验血单，大多显示血铅正常。当家长们问询为何是手写而非机打时，新华医院给出的解释是机器损坏，手写高效。而小区有一位居民也是9月7日送孩子去新华医院检查的，不同的是，她挂了特需门诊(特需门诊费250元)，第二天就拿到了机打的化验单，显示孩子血铅超标。这让家长们对手写验血单更加心存疑虑。
“9月7号下午检测的验血单，本来说好14号就可以发给居民，但14号晚上连影子都没看到。”家长杨女士说。新华医院方面称，负责人把检测好的单子全部锁在柜子里出国了，别人拿不到。当问及负责人何时回国时，新华医院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之后镇政府出面与新华医院交涉，9月17日下午4点验血单姗姗来迟。
据记者了解，之前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测的家长均在医联网上找到了电子验血单。为了验证手写单据的真实性以及医院是否在事后留电子病例，记者试着在医联网上输入了几个孩子的社保卡号查询新华医院的电子验血单，无论是手写的单子还是机器打印的单子，网页都显示“未查询到您在新华医院的相关检验报告，请到就诊医院领取”。
除了收到存疑的化验单，后来去验血铅的孩子还会受到“特殊待遇”。
“现在家长再带孩子验血铅都会被问是不是康桥这里的，如果是，会另外让你填一份单子，进入别的诊室治疗。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卫生部门特辟的‘绿色通道’。但后来有朋友带孩子去新华医院查血铅，找了认识的医生，医生亲口说查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康桥这边的。”家长小顾说，什么原因她不知道。但她的孩子在新华医院检测显示血铅指数正常，上海除了新华医院和儿童医学中心两处，别的医院都不提供血铅检测，所以她现在考虑国庆期间带孩子回安徽老家去测。
环保部门事前缺位？
据媒体报道，事发后，“环保部门对康桥地区进行了全面排摸、监测，组织环境科研单位对污染源开展了全天候监测，进行了总量计算和模型计算，并组织了专家论证”。
记者发现，在上海市环保局官网7月29日对外公布的《2011年上海市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企业公示名单》中，江森公司自控废气废水排放情况显示为“达标”。上海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6月环保部门在检查该公司时已经发现其排放物超标，当即要求整改。6月底环保部门再次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时，其废气废水排放确实是达标的。
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包存宽教授说：“铅是无组织排放的，它可能通过车间窗口、排污水管就排出去了。这次主要是查铅，但环境污染对人的危害是复合性的，可能还有别的有害污染物。”环保部门的事前缺位是不容忽视的，“国外的企业在建设厂区前会先做场地监测，对土壤、地下水、持久有机物做评估，厂区迁移时再对场地做次评估，通过两次数据对比，看自己企业对土地、水质的污染影响是多少。有些国外公司进入中国前会自发进行场地监测，出现污染事故后也有据可查，有理可说。而我国的工业厂区虽然会在建设项目前进行粗略的环境影响评价，但场地监测是缺位的。相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也随着技术变革显得陈旧，工业区和居民区之间距离参照的卫生防护距离还是1989年制定的”。
“包括现在的‘退二进三’，即工业退出房地产进入，一样需要场地监测，工业遗留的土壤，地下水污染都会给后期搬入的居民造成影响。上世纪50到70年代日本也面临环境污染问题的拷问，通过媒体、学者、NGO(非政府组织)、民众的联动和参与，逐渐完善了环境前期评估和后期监测的体系。中国现在也走到这个阶段了，亟须完善这么一个体系。”包存宽说。
今年2月，上海金山区一化工厂排放有毒致命污染物，甚至影响到浙江嘉兴市。事发前不久，金山区环保局局长周俭刚还声称金山区近年环境质量考核成绩都在上海市各区县里名列前茅，地表水质和重点河道考核成绩也一直位于上海市前三名，这让公众对环保局的前期环境测评产生质疑。在我国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虽然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范围不清晰、途径不明确、程序不具体、方式不确定，难以实际操作，导致一些项目建成后的环境纠纷不断，甚至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
据记者了解，目前已经有NGO参与康桥地区水质和空气的监测，浦东新区环保局也把空气取样的机器放到了小区门口。康花新村的居民还在等待NGO和环保局的环境监测消息，也希望能够关停污染源的工厂。居民们表示，环保部门这种事后补救的方法永远无法超越事前预防，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逆的。如果不是幼儿园的体检，可能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铅中毒。潜伏的污染和危机才是居民深感忧虑的。
康花新村门口的公路上碎石砖瓦堆积一地，一部分刚铺就的路面在阳光炙烤下散发着热度和沥青味。尚在修建的公路和待修的厂区没有尽头，像是诉说个体命运与工业扩张勾连的故事。顾建明走在路上面露忧色，给孩子看病，家人去测血铅都需要钱。厂里将会在10月中旬给他答复，但无论最后是失业没钱还是复工磨铅，都会让顾建明深感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