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杨涵许敏
直到柏林墙倒掉前，西德的制药公司还在东德境内进行药物试验。据统计，大约有5万名病人卷入了药物试验，其中的大多数并不知情，许多人最终因副作用死亡。这一试验至今未得到完整调查，不过，一些新细节在近期被披露。
德国联邦政府近日表示，将资助多个独立调查机构就此进行调查，同时考虑赔偿问题。
1986年，母亲死去的时候，尼古拉·普利斯刚刚9岁。她的母亲死于皮肤癌。有一件事情，尼古拉·普利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和祖父母都在问，医生们是否给他的母亲服用了来自西德的药物。
如今，37岁的普利斯仍在寻找答案，试图了解当年的东德埃尔福特市，医生对他的母亲做了些什么。他怀疑，医生在病人身上测试一种西德新药物。“我母亲的事情作为典型案例展示，”普利斯说，“而这些治疗并未给她任何帮助。”
数据披露5万余人成“小白鼠”
普利斯的遭遇并不是个案。《明镜周刊》发布的数据显示，至少有5万人参与了这场东德境内的药物试验，成为西德等国制药企业的“小白鼠”。药物制造商，尤其是西德、瑞典和美国的制造商，在东德开展了近600次药物试验，其中一些试验带来致命后果。
几乎现今所有的德国大型制药企业都卷入其中，包括拜耳、先灵、赫斯特，除此以外，还有美国辉瑞、瑞典罗氏等企业。这些企业在东德境内试验各自实验室内的新药：包括化疗药物、抗抑郁药和心脏病药物，其危害究竟大到何种地步，目前仍是未知。
东德方面，参与机构包括一些国际著名大学的医院，如东柏林的夏洛特医院。全东德境内，参与项目的医院，超过50所，分布在德累斯顿、埃尔福特、哈雷等城市。
黑色交易政府获暴利，服药者不知情
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东柏林附近有一处秘密的反东德基地，曾是民权活动家的聚集地，也是朋克乐队的排练场。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附近居民开始注意到该地的异常。“不知道那里在搞什么，但我们每天都看到有西德的车停在外面。”居民卡罗·乔丹回忆说。人们不知道，1983年，东德卫生部官员就是在这栋破旧的楼房里租了一个房间，与西德制药企业联系。
官方称这里为“东柏林药物和医疗器材咨询处”（BBA）。来访记录显示，西德的重量级制药企业的40多名代表都曾来过这里，主要是“谈生意”。“你们（西德人）就是我们的顾客。”BBA办公室主任佩托尔德说。
从1983年起，西德制药企业代表向东德的每项研究提供80万马克（约合现在52万美元）的资金。东德开始向西德制药企业源源不断地供应可试验的人体，政府则从中收取资金。当时的东德，病人们服用医生提供的试验药物，大多数却并不知情。
事件追因钻了落后医疗体系的“空子”
东德医疗体系的乱象给西德制药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尽管东德医生努力提高医疗水平，但仍有众多国民需要做救治手术，日益增多的病人与该国日趋短缺的药品和医药设备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就算是东德当时的卫生部长路德维格（任期1971-1989）也没有办法。在1983年一次东德高层会议上，路德维格指出该国医疗体系中可怕的问题，然而于事无补。路德维格1994年逝世，他的档案显示，当时他很害怕“东德病人越来越多，但医生供不应求”，他还指出，东德的医疗标准与国际标准相差甚远。
当时还有一名叫做亚历山大的男子，从西德制药企业募集资金，并把这些钱投资在东德的医院建设上。但他的努力对东德落后的医疗技术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于是，许多专家开始讨论解决的办法，他们知道，药物投入使用前，需要做人体试验，而且他们也知道西德卫生部正限制这些人体试验。这一想法直接导致了“黑色交易”的形成。
政府表态面对阻力将资助调查
曾经的药物试验是德国联邦政府难以回避的问题，然而事到如今，却仍没得到完全调查。最近，德国政府表态，将资助多个调查组织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但由于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原东德境内的一些涉事医院并不愿意过多提供当时的档案。和无数其他寻求真相的个人一样，普利斯希望能浏览母亲病期档案，但是并未如愿。《明镜周刊》称，其中“不配合”程度最高的是现在的一些制药巨头，“药物试验的数据都被它们藏在档案里”。
当一些位于原西德境内的企业被问到多年前在东德的一些行为时，它们也马上陷入“健忘症”。此前参与药物试验的公司雇员们纷纷表示，自己不再是涉事企业的雇员，不再记得之前的事情。面对媒体，许多企业拒绝向记者谈论这件事。
尽管如此，作为当时东德境内最大的医疗机构之一，夏洛特医院方面表示正在等待资金援助以便开展调查，其它一些涉事机构也表示正等待资金。调查即将开始。
赔偿问题官员提补偿创伤难愈
“如果这项试验给个人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甚至夺取许多人的生命，那它必将涉及赔偿问题。赔偿金额必须尽快得到回应。”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阿诺德告诉《柏林日报》记者。
“对于当时东德的民众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丑闻，民众们犹如廉价的小白鼠，”德国联邦政府负责东德事务的行政长官克里斯多夫·伯格说，“是时候开展独立调查，考虑弥补过错了。”
尽管赔偿问题已经被提出，目前德国政府仍没有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究竟能有多少人能拿到赔偿、赔偿数额是多少还是未知数。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受害者的家人们来说，金钱难以弥补已经造成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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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食客饭店遗忘化学助剂 服务员误饮瘫痪获赔
因为好奇，饭店服务员阿芳误喝了客人留下的“饮料”，结果造成食道狭窄、下肢瘫痪，至今仍卧病在床。阿芳将饭店负责人钟老板和这位客人阿标告上法庭索赔。经调解，俩被告最终愿意履行赔偿，共计71万元。15日，阿芳的丈夫一早来到浙江绍兴上虞东关法庭，取走了支付的支票。
服务员好奇喝“饮料”致瘫痪
阿芳今年39岁，在浙江上虞的一家小饭馆里做服务员已有一年多时间。
饭店老板姓钟，是阿芳的亲戚。去年2月14日中午，等二楼的包间客人离开后，阿芳像平时一样进去收拾碗筷。
她注意到地上有一个特殊的饮料瓶，出于好奇拿起来喝了一口，便觉味道古怪，有些苦。
但等她反应过来想吐出时，液体已经被咽下。阿芳瞬间感觉到喉咙灼热，用水漱口亦无济于事。随后，她被送进了医院。
但医生诊断认为是一般的喉咙烧伤。连续挂了20多天的消炎药水后，阿芳仍不见好转。
阿芳在多家医院治疗无果后，转至浙一医院治疗。
但据阿芳的主治医生陈卫星称，阿芳在该院做胃镜扩张时，出现了昏迷。醒来后，阿芳就瘫痪了，至今卧病在床，只能吃流质食物。由于食道过于狭窄，一顿饭要吃上两个小时。
陈卫星认为，阿芳的瘫痪与消化系统的病症有直接关系。
饮料瓶里的“饮料”竟然是代用碱
阿芳认为，自己会瘫痪是因喝下那瓶客人留下的“饮料”。
这饮料究竟是啥？客人阿标说，这瓶饮料是“活性燃料促进剂”，通俗说就是通俗讲就是代用碱，碱性浓度有点高，但是否含毒性，他并不清楚。
这瓶“饮料”是阿标遗忘在包厢里的。阿标在上虞的一家化工企业上班。当天中午，他与朋友们在这家饭店二楼的包间里吃饭。期间朋友阿明打来电话说将拿着助剂样品来找他。一大半瓶的化学液体被装在了一个大瓶装的饮料瓶子里。阿标将接过瓶子后，随手放在自己座位旁边的地上。吃完饭后，阿标忘记将这瓶液体带走。
在喝下“饮料”后，阿芳先后被送往当地卫生院、上虞市人民医院、浙一医院等治疗，一共花去医疗费28万余元。经治疗后诊断为四肢瘫、食道狭窄，经司法鉴定评定为二级伤残。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用，阿芳家人将饭店钟老板以及阿标告上了法庭。
法院：三方均有责任
“这次调解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双方责任认识的认定。”4月15日上午，东关法庭庭长陈亚君告诉记者，起初，当事人双方并不认为自己有过错，各执一词。阿标认为，化学液体并不是自己存放在饮料瓶中，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钟老板更是觉得“冤”，他表示阿芳喝下的“饮料”并不是他店里提供的，而且是阿芳自己在喝下，与饭店无关。
对于两位被告的托辞，陈亚君表示，三人都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阿标在公共场所粗心遗留下有强碱性的化学品，并且明知饮料瓶里盛放的是化学品，而没有与其他人打招呼。”陈亚君认为，作为临时保管人，保管职责已经转移到阿标的身上，他理应将物品带走或者进行告知义务，因此阿标未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
“饭店钟老板因为安全管理义务的疏忽也存在责任。”陈亚君解释，在雇佣活动当中，因员工个人行为造成的伤害，是员工安全防范意识不高的表现。这说明钟老板平时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尚不到位。“饭店老板有义务告知员工，客人留下的必须原封不动的归还，即使是客人留下的食物或者饮料也不得食用。”陈亚君说。
“阿芳也没有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陈亚君告诉记者，作为成年人，已经有能力判断食物能否食用，因此阿芳本人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阿标赔偿42.5万元，钟老板赔偿28.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