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得艾滋病防治领域备受关注的2013年度贝利·马丁奖之后，43岁的天津艾滋病防控工作者高永军依然谢绝在摄影镜头中出现。
过去8年间，他的主要工作除了向公众传播艾滋病防治知识，还要与艾滋病毒感染者以及易感人群打交道。
高永军常常要到社区对艾滋病患者进行随访和心理疏导，如果被一些“恐艾”的人认出，可能会导致所到区域的误解与紧张。因此他尽可能避免一切“露脸”的机会。
由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这项年度荣誉今年授予两位天津人，其中一位是天津市红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科长高永军，另一位是民间志愿者杨杰，社会组织“深蓝工作组”的负责人。
贝利·马丁奖旨在表彰那些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人员或机构，2000年设立。高永军的授奖词是：“表彰他为关怀社区艾滋病人、预防艾滋病感染及消除歧视所做的杰出工作。”
高永军的工作与政府部门的“防艾”进程密切相关。2005年，他所在的红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立了专门的艾滋病科。8年来，他的切身体会是：艾滋病防治不能只靠疾控部门“单打独斗”，而要发动各界力量广泛参与。
他与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及志愿者组织的合作，实现了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被视为开展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一个良好模式。
首届贝利·马丁奖得主、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指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他们的工作证明，尊重和支持公民的创新力量，鼓励和发挥公民中的潜力，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工作局面。
高永军与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成了朋友，这得益于他长期表达出的善意与尊重。高永军说，艾滋病毒感染者心理压力很大，他首先要做到如何把感染者当成正常人来平等对待。为了表明自己并不“恐艾”，他会与这些人一起用餐。
“抽他们递来的一支烟，拍拍肩膀、拥抱一下，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不需要什么大的口号。”高永军说，“从心理上我得让他们知道，没必要想象得那么可怕，他们能和正常人一样与人交往。”
在被告知检测结果为阳性之后，有人会立即崩溃，有人会“趴在桌子上20多分钟”，很多人先问“我还能活多长时间”。高永军告诉这些人，只要遵守医嘱，及时服药治疗，一般不会因为艾滋病而早亡。艾滋病需要坚持服药控制，“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属于慢性疾病”。
在这些人难过得说不出话时，高永军会给对方倒杯水，拍拍肩膀或者握握手，表达关切。他说，对方的心理压力很大，他要在这些人走出自己办公室之前，就消除一定的压力。
为了尊重隐私，高永军约他们单独会面，经常占去晚间和周末时间。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半夜也会接到求助电话。他理解这些深夜致电的朋友：“他们脑子里想这些事情，睡不着觉——他们跟谁说去？我的工作得随叫随到。”
这些年来，他接触艾滋病毒感染人群的时间几乎“不比接触家人少”。起初，他的妻子提醒他“注意别染上”。如今受他影响，妻子有时会为高永军和志愿者送饭，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
高永军说，这些年来，自己接触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深感艾滋病就在身边。虽然中国在世界上还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地区，但我们要增强保护意识，同时也应知道，握手、拥抱、进餐等日常的人际接触不会引起传染。
他相信自己从事的是一份阳光工作。不过，为了避免麻烦，他以格外低调的方式进行。他不愿拍照，谈起自己的工作时小心翼翼，生怕泄露了谁的隐私。当他穿着便装在疾控中心外的小巷里出现，他看起来和路人没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