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常被认为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但我国可供移植器官数量缺口大，常有患者因等不到而失去性命。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之前，青年歌手姚贝娜捐赠眼角膜使两位病人重见光明，再次引起社会对于器官捐献的热议。
在全国两会上，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建议，实行申领驾照过程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他说，我国每年有约10万人因交通事故遇难，而遇难者中很大一部分是驾驶员，若将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驾照申领关联，会减少大量器官资源的浪费。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2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器官移植行政管理体制落后是制约捐献的原因。未来3到5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担心取消死囚器官使用会损害移植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伦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推动器官移植合法透明。
广东上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使用死囚器官是在没有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之前的权宜之计，不符合医学伦理，也违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医学精神，这是饮鸩止渴。他提出要推动建立合法透明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目前，全国共有2万人在排队等待器官，器官供需比并没有1：30那么夸张。
近年，广东的器官捐献案例、数量都逐年增加，去年大幅提高到246例，累计已经成功完成捐献570多例，居全国首位。而在移植等待者方面，数据显示，现有在国家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中等待进行肝肾移植的人数约有2万-3万人。因允许患者多中心等待，该总数存在重复。其中，广东作为全国最主要器官移植发生地，等待肝、肾移植的患者上万人。
昨日，南都联合大粤网就“你是否赞成申领驾照中引入登记器官捐献意愿？”进行问卷调查，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近1700名网友投票，78.2%的参与者选择“不赞成”。投反对票的赵女士说“自己正在学开车，以后拿到驾照直接问你愿不愿意捐赠器官，总觉得‘膈应’，不吉利。”
器官捐献应特别注重自愿
朱列玉代表此次提交的建议，并非是首次将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驾照申领进行关联。2011年，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明确表示，在当年年内能够实现，申领驾照时公民可表达是否愿意进行器官捐献。
事件虽引发广泛讨论、热议，最终却并未如期实行。具体原因主要是基于医学伦理方面的考虑。不少医学伦理专家说，此举最大伦理困境在于医院在抢救表达捐献意愿人的救治过程和结果容易受质疑。“救下来了还好，如救不下来，患方家属、社会舆论会认为医生的救治不得力，因为器官作为稀缺资源，医院一方面是器官捐献者的救助实施者，另一方面又是可通过器官获取相关利益（虽然同样也是在救人）的获利方。”有医学伦理专家表示，目前在医疗环境较差、社会诚信度较低的情况下，医生在抢救后如患者死亡，容易被质疑抢救不力。
该不愿具名专家说，我国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峻，但如何有效推动需审慎考量、妥善进行。器官捐献涉及极为重要的伦理问题。传统观念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不尊重，家属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因此，器官捐献应特别注重自愿，应把自愿作为铁律。
广东目前的器官捐献情况
自2010年3月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器官捐献以来，全国有超过300例器官捐献，广东省就有80例，占去四成。从全国来看，广东人的器官捐献率最高，这与公民的先进思想密不可分。80例器官捐献者共捐出197个器官，救助了197人。
虽然中国在器官移植技术领域虽然已达到世界水平，但有关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制约了器官移植临床救治工作和移植医学的发展。
器官捐赠让人们难以接受的原因
伦理观念的影响
传统中国是个伦理社会，古代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是将死者入土为安。到了新世纪很多地方的人依然墨守成规，固执的遵循着那些旧习俗。很多人对于捐出亲属或自己的遗体，感情上很难接受。
利益观念的影响
器官捐献作为一种公民自愿履行的善行，只许捐赠，不可买卖。完全是无偿和公益的，于是一些人就会想“捐献器官给他自对我有什么好处和收益呢” 。
社会观念的缺失
中国人重自我，轻社会，私民、小民意识根深蒂固，社会责任感差。在人们心目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陌生他人的漠不关心的观念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