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3月8日说，社会上流传已久的器官移植供需比高达“1∶150”等说法系讹传。
黄洁夫目前担任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近几年致力于在我国推动建设公开透明的公民自愿器官捐献体系。2010年，原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2013年在全国推开。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
3月8日，黄洁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1∶150”的说法是以讹传讹，甚至很多外国同行都在询问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需要器官移植。其实，这个数字是推测得来。原卫生部信息中心曾发布，我国每年有100万人肾功能衰竭，加上肝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患者，总计150万人。而全国每年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例为1万例，有人就以为供需比为1∶150。
他澄清说，器官衰竭者并非都能够接受器官移植，实际上只有少数人适合，如晚期肝癌患者就没法再接受肝移植。医学上来看，在这150万患者中，约有30万人具备器官移植的指征，而这30万人中，有人出于经济原因，有人出于医疗条件原因，也无法选择器官移植。
他透露，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者实际人数为两万多人，而全国总共只有几百位器官移植医生，能够开展的手术在1万例左右，即使有再多的器官也没用。
黄洁夫介绍，2014年全国实现了近1700例公民捐献，成功完成5000个大器官移植，超过过去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量总和，“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2015年1月1日到3月3日，有381人完成捐献，捐献了937个器官，如果算上角膜，可达到1200多个，比往年同比增加一倍以上。
黄洁夫特别强调了我国建立公开、公正、透明器官捐献体系的重要性。他说，过去使用死囚器官的体系是不阳光的，只能是少数有钱人、有权人接受器官移植。建立公开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平台后，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享受这种救命的卫生服务。
孙涛委员：加强脑死亡立法促公民自愿捐赠器官体系建立
“自今年起，公民自愿器官捐赠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然而，我国每年至少有3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仅有1万例左右，‘供需矛盾’日趋严重。”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建议，加强脑死亡立法促公民自愿捐赠器官体系建立。
孙涛说，此前，我国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未经许可摘取人体器官行为视作违法，禁止以营利为目的的器官买卖。但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正规渠道，公众“捐献无门”，加之我国尚未建立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体系，仅靠公民少量活体或传统心死亡身后器官捐献无异于杯水车薪。
破解这一难题，孙涛认为，要在脑死亡立法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体系，以鼓励和倡导公民加入自愿捐献的行列。
孙涛介绍，“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和永久的丧失，“脑死亡”意味着人的死亡。
目前，我国已有脑死亡的医疗实践，但仍缺乏法定标准或正式的医学界或是医学会的公开声明，死亡仍然是以传统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为标准。近年来部分民众已逐渐接受以脑死亡作为死亡判定标准的概念，但仍然对脑死亡标准执行者及有关程序缺乏信任。
孙涛建议，我国应加强脑死亡立法，建立一套科学的、可操作的，能准确预示全身死亡的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依据严格而详细的诊断程序来进行确认，对进行脑死亡判定的主体、程序，以及违反管理办法的行为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严格规定。当然还要以尊重病人生前及家属意愿为前提，让“心死亡”和“脑死亡”两种标准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