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是个天大难题，农药残留控制任重而道远，但是，再难也要管起来，千头万绪也要慢慢理出头绪来。
中国每年数千件食物中毒事件中大部分是因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中国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达60%~70%。媒体称，中国内地限行的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比日本和香港低得多。
据农业部去年公布的数据，我国现行的新标准制定了322种农药在10大类农产品和食品中的2293个残留限量，较之2012年之前有大幅度增加，但与日本“肯定制度列表”规定62410个限量标准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此前有报道称，一根大葱要出口日本，必须进行200多项农残检测。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是日本极少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制度保障。
一根葱摆上超市货架之前必须进行200多项农残检测的经验可否复制？当下中国，可能性几近于零。任何制度都不能不考虑社会现实，脱离执行环境，否则蓝图只是蓝图，理想无法照进现实。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绝大部分的农产品生产处于零散的、自发的状态——2.4亿农户都是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的供给者——即使现有的、粗糙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执行起来都困难重重，遑论更严格、更精细的标准。另一个常被管理部门提及的理由是：执行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势必要减少化肥、农药、兽药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如此，“谁来养活中国”？
动辄将其他国家越来越严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理解为制造贸易壁垒需要是不全面的，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健康与幸福，而食品安全短板恰恰与这一目标相背悖。民以食为天，食之不安，幸福何来，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承认，偌大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是个天大难题，农药残留控制任重而道远，但是，再难也要管起来，千头万绪也要慢慢理出头绪来。事实也证明，只要愿意下力气管，总有管的办法，也能管出效率，出口以及供港食品的高安全性充分说明这一点。
内地供港食品高达99.9%的安全率奇迹是如何创造的？至少有三点，不可或缺。一是高标准的规范，严要求的监控。供港食品不但有一套严格的高标准，其生产、运输、销售皆被纳入全程监控，一棵大白菜就需要十几次检验；二是，分工明确、权责对应的监管力量，是相关规范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三是只准证照齐全、运营规范的企业进入。用典型的小样本作为全体系的参照物，固然不太可靠，但至少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降低农药、兽药、化肥等残留，也当从标准、监管、生产等几方面着手、用力。
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与国际标准接轨，增加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将更多农药纳入监控视野，消除监管盲区，完善纸面规范，力臻有法可依；加强农药管理，切断非法剧毒农药的生产、供应链条；增加技术力量，开发高效、低毒农药，并强化对农民安全施用农药的指导，避免滥用；加大农产品检测范围与频率，从终端包抄、封堵。与此同时，通过对使用低毒生物农药的农户进行补贴，或对其产品进行安全认证，令其获得较高收益的办法，正面激励引导农民使用生物农药和低毒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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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食品安全要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监管
“食品安全事件中有不少问题出在农产品源头，这与分散的农业生产模式有关。应加强对农业生产者操作规范的培训，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与安全监管体系。而不是把过多的力量放在终端的市场产品抽检。”
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魏益民19日在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说。
与会的中外专家探讨了政府、生产者、消费者、媒体在保障食品安全中的责任。
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局长艾伦·瑞利认为，食品安全主管机构应负责制定食品安全监管的一整套措施，确保整个食品供应链上各个环节能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向社会提供安全的食品。
“过去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九龙治水’分段监管，存在监管漏洞、盲点、交叉。现在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把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监管整合起来，这个模式是和国际接轨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李宁说。
李宁同时强调，食品安全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企业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有再好的监管体制，如果企业不诚信、对法律不敬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赢得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政府有责任，生产者更有责任。要尽可能把食品安全的预防措施做到位，自觉把食品安全成本纳入产品成本，而不是事后应付危机。”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全球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席任筑山说。
“到2020年，中国食品工业产值保守估计约33万亿元。”中国农业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小松说。“相信随着国家标准日趋完善，政府、生产者、消费者、媒体共同关注各尽其责，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