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间，允许医生帮助重症患者通过药物结束生命的做法已在三大洲的九个国家合法化。另外还有六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包括韩国、南非，以及美国31个仍然禁止该做法的州中的八个——正在通过法院或立法机构审议合法化事宜。
这是个人自主权扩张的最后一道前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像决定婚姻和生育等其他生活方面一样，为自己死亡的方式制定规则。即便在罗马天主教会等保守机构依然强大的拉丁美洲，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相信对自己身体的优先控制权，而且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我们相信选择的自由：如果你的选择不影响我，那就请便，”曾为哥伦比亚卫生部提供协助死亡法规咨询的生物伦理学家胡列塔·莫雷诺·莫利纳博士说。
然而，随着协助死亡逐渐获得更多认可，关于谁应具备资格的重大未决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大多数国家最初只允许绝症患者寻求协助死亡（这也是公众支持度最高的方式），但这之后往往会迅速出现要求扩大准入范围的呼声，并随之引发尖锐的公众辩论。
是否应允许患有顽固性抑郁症的人寻求协助死亡？
欧洲国家和哥伦比亚都允许因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疾病而遭受不可治愈痛苦的人申请协助死亡。但在加拿大，这个问题已变得颇具争议。2021年，加拿大将协助死亡适用于那些不会在合理可预见的期限内自然死亡的人合法化，但政府一再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在外。目前有两名患者正就此排除规定向法院提出挑战，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
在公开辩论中，支持这些患者享有协助死亡权利的人士认为，那些多年患有严重抑郁症、尝试过多种疗法和药物的人，应被允许在不愿继续接受治疗时做决定。反对者则担心，精神疾病可能包含一种病态的死亡愿望，因此难以预测治疗可能产生的效果。他们还认为，那些难以从不堪重负的公共卫生服务中获得帮助的人，可能会因绝望而选择死亡，尽管他们的病情本可以得到改善。
是否应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儿童选择协助死亡？
同意能力是申请协助死亡的核心考量因素，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愿意将这一权利赋予未成年人。即使在允许的国家，每年儿童接受协助死亡的数量也极少，且几乎都是患有癌症的儿童。
在哥伦比亚和荷兰，12岁以上的儿童可以自行申请协助死亡。父母可以为11岁及以下的儿童提供同意。
在荷兰，这一问题正重新受到审视。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因饮食失调、焦虑等疾病导致的精神痛苦难以缓解，而申请协助死亡。这类青少年申请大多数要么由患者自行撤回，要么被评估者拒绝。但少数几起青少年接受协助死亡的高调案例引发了公众担忧，促使该国监管机构考虑暂停接受基于精神痛苦申请的儿童案例。
是否应允许痴呆症患者接受协助死亡？
许多人恐惧失去认知能力和自主权，希望在达到那一阶段时能够获得协助死亡。但这比一个仍能清晰表达请求的人的情况更难监管。对于一个正在丧失心智能力的人，如何同意死亡？多数政府以及医生对此感到不安，因此不允许这样做，尽管这种做法在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往往很受欢迎。
在哥伦比亚、西班牙、厄瓜多尔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省，确诊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类型认知衰退的人可以在丧失心智能力前请求评估并签署预先请求，然后在失去同意能力后由医生结束其生命。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棘手的独立问题：当人们失去请求协助死亡的能力后，应由谁来判定时机已到？他们的配偶？子女？医生？还是政府？哥伦比亚将这一任务委托给家庭；荷兰则交由医生决定——但许多医生拒绝执行，因为他们不愿向无法清晰表达理性死亡愿望的患者施用致命药物。
随着控制并规划自己死亡的权利被推到犹豫不决的立法机构和不安的医疗专业人员面前，所有这些疑问都成为讨论的一部分。
多伦多精神病学家马德琳·李博士被指派在加拿大一家最大的医院中制定协助死亡实践方案，当时该程序于2015年首次非刑罪化。她最初负责评估患者是否符合资格，随后转而提供医学协助死亡（在加拿大称为MAID）。她表示，对于一些患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这感觉像是她能提供的最佳护理方式。但随后加拿大的资格标准扩大了，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患者。“对于即将死于某种疾病且对自己死亡方式不满的人，我愿意协助他们并加速其死亡，”她说，“但对于那些并没有濒临死亡却想要MAID的人，我更为挣扎——我认为那时你就是在协助自杀。如果你不是在走向死亡——如果我不给你MAID，你本来不会死——那么你就是一个对自己死亡方式并不不满的人。你对自己活着的方式不满。”
是谁打破了禁忌？
数十年来，瑞士是唯一允许协助死亡的国家；1942年，协助自杀在那里合法化。又过了半个世纪，才有更多国家放宽了法律。如今，某种形式的协助死亡非刑罪化已在整个欧洲发生。但最近拉丁美洲也出现了一波合法化浪潮。哥伦比亚长期以来是该地区的例外，自2015年起就允许合法协助死亡。厄瓜多尔通过宪法法院裁决使协助死亡非刑罪化；秘鲁最高法院裁定允许对禁止该程序的法律进行个人豁免，为扩大准入打开了大门。古巴国民议会于2023年将协助死亡合法化，尽管尚未制定具体的操作法规。10月，乌拉圭议会通过了一项长期讨论的法律，允许绝症患者接受协助死亡。
亚洲第一个迈向合法化的国家是韩国。一项将协助死亡非刑罪化的法案已多次在国民议会中提出，但尚未付诸表决。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拒绝审理相关案件的宪法法院已同意审理一名患有严重慢性疼痛的残疾男子的请愿，该男子寻求协助死亡。
在美国，准入仍然有限：11个司法管辖区（10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允许已被诊断为绝症的患者进行协助自杀或医生协助死亡，某些情况下仅限于已经接受临终关怀的患者。该法律于周四在特拉华州生效。
在斯洛文尼亚，2024年全国公投中55%的投票者支持将协助死亡合法化，议会如期于7月通过了法律。但右翼政客的反对迫使举行新的公投，11月底，54%的投票者否决了合法化。
在英国，一项为绝症患者合法化协助死亡的法案正在议会缓慢推进。该法案遭到由60多个残障人士团体组成的联盟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残障人士可能会面临微妙的胁迫，迫使他们结束生命，以免耗尽家庭或国家的护理资源。
为何是现在？
在许多国家，协助死亡的非刑罪化是在其他领域的个人选择权扩大之后发生的，例如取消对同性婚姻、堕胎甚至有时是吸毒的限制。“我预计这将是每个自由民主国家的议程，”多伦多大学研究协助死亡规范与法规演变的医学伦理学家韦恩·萨姆纳说，“它们会以自己的速度推进，但这与其他这些政策是相伴而行的。”
这种变化还受到政治、人口和文化趋势交集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可及性的提高，更多人寿命更长。老年人口意味着更多慢性病和更多人带着受损的健康生活。他们正在思考死亡，以及他们在生命最后几年愿意——和不愿意——忍受什么。与此同时，人们对被视为不必要的痛苦容忍度正在降低。“直到最近，我们还是一个很少有人活过60岁的社会——但突然间我们活得更长了，”哥伦比亚尊严死亡基金会前主任、心理学家莉娜·保拉·拉腊·内格雷特说，“现在这里的人们需要思考这个体系、可用的服务以及他们想要什么。”她补充说，家庭结构和社区的变化，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的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传统的护理网络变得不那么强大，这改变了人们想象老年或慢性病生活的方式。“当你有很多兄弟姐妹和多代同堂时，护理问题是一个家庭事务。这已经改变了。它塑造了我们如何看待生与死。”
协助死亡是如何运作的？
除了伦理困境，合法化协助死亡的实际执行也涉及无数选择。西班牙要求患者在评估之间至少等待15天（但实际上平均等待期为75天）。在大多数其他地区，绝症患者的法定等待期不到两周，但实际往往更长，昆士兰科技大学追踪协助死亡趋势的宪法学教授卡特琳·德尔·维拉尔说。大多数国家允许患者在自行给药和由医疗提供者给药之间选择。当两种选择都存在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由医疗提供者通过注射使其心脏停止来结束生命。在许多国家，只有医生才能给药，但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允许执业护士提供医学协助死亡。澳大利亚一个州禁止医疗专业人员主动提出协助死亡话题，患者必须首先提问。
谁来确定资格是另一个问题。在荷兰，两名医生评估患者；在哥伦比亚，由一名医学专家、一名心理学家和一名律师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评估。英国的立法草案要求同时设立专家组和两名独立医生。瑞士以及美国的俄勒冈州和佛蒙特州是世界上唯一明确允许非居民获得协助死亡的司法管辖区。大多数国家允许医疗专业人员基于良心反对提供协助死亡，并允许基于信仰的医疗机构拒绝参与。在加拿大，专业人员有权拒绝，但一项法院挑战正在进行中，旨在终止那些由信仰组织控制且使用公共资金运营的医院拒绝在其场所内进行协助死亡的权利。“即使在协助死亡已经合法且存在很长时间的地方，法律与可接受之间可能存在差距——大多数医生、患者和家庭感到舒适的程度，”阿姆斯特丹医科大学伦理学家兼精神病学家西斯科·范·维恩博士说，“这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时报》，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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