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一致认为，药品在美国的价格远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因此，理解其他国家的政府干预如何影响药品市场，对美国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近期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药品市场的独特性，包括信息不对称、保险驱动的需求以及专利在激励创新中的作用。
要对药品市场进行有效干预，必须认识到这些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存在显著偏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药品是“信任商品”，这意味着消费者很难评估其质量和疗效，因此需要监管机构（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其次，新药研发成本高昂。开发新药非常昂贵，但一旦药品获批，仿制相对容易。此外，专利和独占权保护了创新者，但也可能限制市场自由进入。
第三，考虑保险与道德风险问题。保险的可获得性降低了患者对药品价格的敏感度，从而导致更高的消费，并使制造商能够设定更高的价格，特别是在其因专利而拥有市场权力时。
最后，必须考虑开药医生的作用。他们往往对药品成本不敏感。
其他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多种方法来监管药品价格，以应对上述因素带来的问题。第一种是基于成本的定价。例如，英国的药品价格监管体系采用“成本加成”机制，将药品价格与研发成本挂钩。然而，这种方法存在奖励低效率的风险，且未能与药品的治疗价值挂钩。
第二种是基于价值的定价。这种方法将价格与药品的治疗效益挂钩。虽然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这种方法需要强有力的健康技术评估来衡量药品的临床价值，而这些评估在各国的应用可能不一致。
第三种是成本效益阈值，这在英国和德国较为常见。这种机制通过每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的成本来评估药品。只有符合特定阈值的药品才会获得报销。这种方法可以限制道德风险，并为投资提供更清晰的信号，但其依赖于准确的数据和生命价值的假设。
第四种是参考定价。在内部参考定价中，报销水平基于同一国家类似药品的价格，从而鼓励竞争，但可能限制创新。外部参考定价则根据其他国家的价格来制定药品价格。这种方法促进了公平性，但可能导致新药在低价国家推出延迟，以避免在高收入市场触发更低的价格。此外，平行贸易允许从低价市场重新进口药品，但这可能减少低价市场的药品供应，并扰乱全球定价策略。
这些方法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美国在采用这些方法时面临独特挑战。首先，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分散的。与单一支付体系的国家不同，美国依赖私人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s）来谈判价格，但这往往优先考虑利润而非社会福利。
其次，关于医疗保险药品价格谈判，《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引入了医疗保险价格谈判机制。尽管目标是降低成本，但该政策可能带来意外后果，如产品上市延迟或仿制药竞争减少。此外，由于美国市场在全球制药收入中占据重要份额，任何定价政策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全球创新激励。
鉴于这些问题，相关研究聚焦于创新解决方案，以平衡药品可及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案是“预先市场承诺”（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这种机制下，支付方承诺在开发前购买符合特定标准的药品，如新冠疫苗研发中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这减少了开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需要精确的标准和国际协调。
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订阅定价”（Subscription Pricing）。支付方支付固定费用以获得无限量药品的使用权。此外，还有“按效果付费”合同（Pay-for-Performance Contracts），即药品报销取决于实际治疗效果。这种方法提供了预算可预测性，并使价格与价值更好地对齐，但需要复杂的监测机制，并面临实施障碍。
尽管药品价格高昂，但值得注意的是，药品并不是美国整体医疗成本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他因素，如医疗专业人员的高薪，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监管干预可以解决市场低效率，但政策制定者必须在静态收益（降低价格）和动态收益（持续创新）之间取得平衡。
尽管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美国必须根据其独特的市场结构和全球责任制定政策。有效的解决方案应优先使价格与治疗价值对齐、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同时确保药品的可及性。挑战在于设计既能实现这些目标，又不会带来意外后果（如对关键疗法投资减少）的政策。
巴塔拜尔（Batabyal）是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的杰出教授、阿瑟·J·戈斯内尔（Arthur J. Gosnell）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系主任，但本文观点仅代表其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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