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医生科学家] ③ "多数研究都是短期的……没有时间建立专业知识"
郑允班
2025年10月20日 05:00
【编者按】医生科学家是指医学院毕业后从事将医学与科学、工程学相结合研究的医生。凭借其临床经验和对科学技术的深刻理解,他们是在医疗领域解决问题并在先进生物医学设备领域开发新治疗方法或医疗设备的专家。新冠疫情凸显了确保国家疫苗开发技术的重要性,促使政府加强培养医生科学家的生态系统。然而,这一讨论已基本平息。由于对临床实践的强烈偏好和不稳定的研究环境,韩国医生科学家的数量仍然严重偏低,仅占所有医生的1%。《东아科学》正在采访这些尽管仅占总数1%但预计不仅在公共卫生领域而且在先进生物技术领域都将产生前1%影响力的医生科学家,以揭示他们面临的挑战及其角色的重要性。
"政府研究与开发(R&D)项目的典型持续时间为四年。项目选定后,执行大约需要三到四个月。各种行政程序,如组织和报告结果,是另一项负担。这种短时间框架使研究问题变得肤浅,并鼓励我们将研究分解为'适合该项目的结果',而不是深入挖掘单一课题。"
首尔松坡区峨山医疗院(Asan Medical Center)神经外科教授李承柱博士用四个关键词总结了医生科学家R&D系统的问题:时间框架、结构、评估和人员。"在医学科学领域的大多数政府研究项目中,纯粹用于研究的时间 barely 超过两年,"他强调,需要全面改革系统以扩大医生科学家的数量。
李博士是神经重症监护(neurocritical care)领域的专家,负责"重症监护室之后"的时期。尽管在临床实践中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但它在决定危重患者的预后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他的职责是在从脑损伤后到恢复初期最不稳定的时期保护受损的大脑。他稳定呼吸和血压的波动,预防肺炎等并发症,并管理从系统性护理(如呼吸机管理、血压和液体调节、感染预防以及镇静/止痛控制)到监测颅内和脑灌注压以及进行神经学评估的各个方面。
他的工作是作为"桥梁",安全地将患者从不稳定状态转移到稳定状态,从ICU转移到普通病房,确保他们在通过手术度过初始危机后病情不会恶化。
李博士对研究也有着非凡的热情。他在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学习了血管生物学,同时拥有医学硕士学位和科学博士学位。他最近被选入保健福祉部的全球医生科学家培训计划。他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循环,将他在KAIST学到的实验文化和操作方法移植到医院环境中,然后在患者床边进行验证。
在神经重症监护这一专门领域照顾最危重患者的过程中,李博士对培养医生科学家的政府资助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他首先指出的是项目的时间框架和规模。他认为,小规模、短期项目的结构改变了研究的方向。
他解释说,单个资助 barely 能支持两到三名研究人员,而"医学科学研究的现实"是生存往往需要拓宽研究主题。例如,一位希望专注于脑损伤后意识恢复的研究人员可能还必须承担脑出血和脑肿瘤研究以获得资金。这会产生论文,但本应积累的专业知识深度变得浅薄。
预算不足和行政负担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很少有医院配备研究所需的昂贵核心设备。同时也在KAIST获得博士学位的李博士强调表示:"虽然理解科学与技术机构和大学医院之间的设施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临床环境中进行研究的医生科学家的研究基础设施需要加强。"
成本问题不仅限于设备。实验室越依赖外部服务,其预算和日程安排就越不稳定。行政负担也远不轻松,包括提案、中期报告、最终报告和支出检查等层层叠叠的程序。他叹息道:"在撰写每篇长度相当于研究论文的多份报告时,用于实验和分析的时间被一点点蚕食。"
他还指出,整个项目选择过程需要改革。他注意到评估往往更注重文件格式而非研究的"内容"。
李博士表示:"在选择过程中,临床研究人员会问'这能立即在实地使用吗?'而基础研究人员则会问'机制是否已充分阐明?'"他补充道:"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无法正确理解彼此。因此,评审反馈通常包含更多关于预算执行计划等形式批评,而不是关于核心研究内容的评论。转化研究(连接临床和基础科学的桥梁)在这种环境中尤其受苦。"
为改善医学科学资助制度,李博士首先提出了"专门评估通道"。他建议创建由具有长期经验的退休研究人员和转化研究专家组成的专门评审小组,表示:"了解这一领域的人应该是评估它的人。"他还强调了确保长期项目持续时间的必要性。
他还强调,虽然中期评估应该更严格,但对已证明成果的项目应允许在同一主题上继续进行较长时间,以保持数据和研究的连续性。
最后,他表示有必要向大规模项目转变。这意味着要从目前向个人分配许多小额资助的方法转向为大型研究团队提供实质性支持。李博士补充道:"例如,如果项目作为拥有专门行政人员的研究中心运行,研究人员可以专注于他们的问题和实验,因为报告和会计等行政任务将由专人处理。"
● 寻找无意识患者恢复意识的路径
作为医生科学家,他的研究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什么有些患者能恢复意识,而其他人却永远不能?"他解释道:"我观察特定神经回路重新启动的时刻以及特定蛋白质或神经递质水平在同一时间线上上升的点。如果两者重叠,意味着我们走对了路。"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预测标志物可以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治疗,确保及时干预,并为监护人提供现实决策的基础。最终目标很简单:减少关于何时、对谁以及做什么的犹豫。
他目前进行的研究旨在找到能够预测患者是否会恢复意识的生物标志物。该策略包括通过伤后立即采集的血液和脑脊液样本记录体内随时间表达的蛋白质和遗传信号,同时分析在床边获得的脑信号,以识别恢复意识患者的特征。
他解释说:"例如,如果特定神经回路在特定蛋白质或神经递质水平上升的同时重新激活,这可以被视为具有良好预后的患者特征。"在这一多层次研究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信号——通过在多个病例中检查重复性并验证动物模型(创伤性脑损伤和脑内出血)中的相同信号,重新确认在患者中观察到的模式不是巧合——成为生物标志物。
李博士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意识恢复的预测标志物,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治疗并在正确的时间提供必要的治疗。它还可以为监护人提供现实的决策基础,而不是依赖模糊的希望或过早放弃。"
下一步是找到患者恢复意识的"原因"。目标是确定永久损伤和暂时抑制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并理解神经可塑性的序列。
"即使在脑损伤患者中,也肯定存在一个恢复窗口期,暂时被抑制的细胞重新加入神经回路。目标就是不错过那一刻,"他解释道。
最终目标是打开治疗之门。这涉及筛选促进觉醒和神经网络重组的物质,在细胞和动物水平上确认其功能,并探索将其应用于失去意识患者的方法。他表示:"这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我相信,有朝一日,医学科学的力量将触及人类意识本身。"
意识恢复是一个科学尚未完全绘制的领域。但李博士并不认为这是死胡同。"工程学实现沟通,生物学实现恢复本身,"他说,并补充道,当这两个轴相交时,床边的实用解决方案就会出现。
李博士继续说道:"为了扩大这一接触点,我们需要以超越仅仅向医生教授科学的方式来培训医生科学家。我们还需要让工程师和生命科学家接触临床环境,以便他们能亲身体验问题。"他认为,克服这些障碍的力量最终来自"人"。
以下是与李博士的问答
问:为什么选择神经重症监护?
"我经常看到患者尽管手术成功,却在ICU中突然恶化。几乎没有人专门负责妥善管理'手术室之后的时间'。当呼吸和血压变得不稳定并出现肺炎等并发症时,手术的成功并不会转化为良好的预后。我想填补这一空白。"
问:如何平衡研究和临床实践?
"简而言之,就是'生命第一,问题其次'。早上,我优先考虑患者护理——查房、开处方和家庭咨询。下午,我去实验室与研究人员会面,检查进展并完善我们的研究问题。我的节奏是'往返':将在床边出现的问题转化为实验室中的项目,然后在患者床边确认结果。"
问:您最近入选的保健福祉部全球医生科学家培训计划的核心是什么?
"它涉及揭示意识恢复的'可能性'和'原因'。我们在伤后立即寻找血液和脑脊液中表明恢复的生物标志物,并使用脑电图(EEG)和弥散张量成像(DTI)等工具可视化脑回路重新激活的时刻。目标是识别仅在恢复阶段变化的蛋白质和遗传信号,缩小涉及的通路范围,并将这些通路与治疗靶点联系起来。简单来说,这是一项试图在单个时间线上匹配'谁、何时以及为何'患者恢复的研究。"
问:您认为当前进行的研究的适当持续时间和规模是什么?
"我相信意识研究需要单个研究至少10年的周期。要达到实际治疗,我们需要着眼于20年的视野。对于像目前3.5年这样的项目,在扣除选择和执行中的延迟以及花在最终报告上的时间后,实际研究时间所剩无几。"
问:对研究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投资是什么?
"人。设备可能会闲置,但如果人员离开,研究就会停止。研究人员只有在有稳定的工资和就业保障时才能坚持下去。"
问:作为医生和科学家,您的个人目标是什么?
"在学术上绘制意识恢复的生物学图谱,建立可直接用于临床实践的诊断标志物和影像指标,并开发促进觉醒和神经网络重组的治疗物质并将其带入诊所。我的最终目标很简单:创造更多当家人呼唤患者名字时患者能回应的时刻。我每天在床边和实验室之间往返,就是为了那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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