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日益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中国于2015年启动“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创新药打造为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而美国则将此视为对其技术主导地位乃至国家安全的挑战。
什么是创新药？
创新药是指具有知识产权、在作用机制、化学结构或疗效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的药物。与现有药物相比，它在疗效、安全性或给药方式上具有明显优势。新冠mRNA疫苗就是创新药的典型代表。简而言之，创新药是运用生物技术制造的原创品牌产品，而非仿制“山寨”药。
创新药的研发周期漫长、成本高昂且风险极高。从最初发现到上市通常需要十多年时间，并需投入数亿美元。此外，失败风险很高，许多候选药物永远无法获批。为了弥补这些巨额投入和高淘汰率，成功的创新药能获得专利保护，允许其在上市初期制定高价。
正因如此，创新药能满足重大临床需求，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也是衡量国家科学与医疗能力的关键指标。
两强在生物制造领域的竞争已超越市场份额，升级为对关键技术、人才和全球健康战略的全面争夺。
国家实力的碰撞
创新药的研发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核心指标。美国凭借深厚的基础研究、成熟的创投生态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全球公信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相比之下，过去十年中国在政策和资本驱动下，生物制造产业迅速发展，正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两强在生物制造领域的竞争已超越市场份额，升级为对关键技术、人才和全球健康战略的全面争夺。有人认为，下一轮中美竞争的核心将是创新药。两国在肿瘤学、免疫学、基因与细胞疗法等前沿生物技术上的相互学习与竞争，将深刻重塑全球医药创新格局。
美国：研究、资本、监管
美国的优势源于其成熟的“研究-资本-监管”三方生态系统。
第一，基础研究领先与高效转化。成立于1887年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全球最大的生物科学资助机构，每年提供数十亿美元推动原始创新。同时，顶尖大学和医学中心（如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将实验室专利有效商业化，催生出大量生物科技初创企业。
第二，风险投资与人才磁吸效应。硅谷和波士顿的专业风投集群不仅提供资金，还贡献研发策略和行业网络。它们对高风险的高容忍度推动了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并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形成高效的创新网络。
FDA的审评标准被视为药品标准的“质检员”。一旦获批，相当于获得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赋予药品高公信力和定价权，进而吸引全球资本投资。
第三，FDA的监管与信誉。FDA的审评标准被视为药品标准的“质检员”。一旦获批，相当于获得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赋予药品高公信力和定价权，进而吸引全球资本投资。
中国：国家意志、市场规模、人才积累
中国的崛起由国家意志、庞大市场和监管改革共同驱动。
第一，国家战略与政策激励。自2015年起，创新药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改革审评流程，显著加快新药审批。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释放了创新药的支付能力，同时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协调理事会，使药品监管标准与国际接轨。
第二，临床试验资源与速度。14亿人口为患者招募提供了独特优势，使临床试验能更快完成。与本土合同研究组织合作开发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些优势使中国迅速从早期的“快速跟进”转向“高质量发展”。
大批海归人才的回归，以及对细胞疗法、基因编辑、核酸药物等领域的聚焦，为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的潜力。
第三，端到端成本控制。近期企业、医院和研发机构之间的协作模式加速了临床转化进程，帮助生物制造产业以更低成本开发药物。
第四，研发人才积累。根据2024年自然指数，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虽仍落后于美国，但正迅速接近欧洲水平。大批海归人才的回归，以及对细胞疗法、基因编辑、核酸药物等领域的聚焦，为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的潜力。
双方面临的挑战
然而，美国高昂的研发成本以及围绕《通胀削减法案》的药价争议，可能抑制创新动力。此外，供应链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也是一个挑战。“专利悬崖”——专利到期、竞争者进入后收入骤降——正推动许多企业与中方合作。仅辉瑞和礼来今年达成的交易总额就接近900亿美元，它们竞相补充研发管线。
在中国，行业面临“内卷”——资本集中在少数热门疾病靶点，导致激烈竞争和价格战。在国际上，中国药企仍缺乏FDA获批药物那样的品牌信誉和定价权。
中国特色的创新
对中国而言，完全复制或在所有方面超越美国可能并非目标。更明智的道路是差异化竞争：生物学本身具有多样性，充满隐喻，并遵循适者生存的永恒法则。研发可以另辟蹊径，从不同人种间的基因差异入手。聚焦亚洲高发疾病——如肝癌、胃癌、鼻咽癌、登革热疫苗和地中海贫血基因疗法——能让企业将本土知识转化为全球优势。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发现的抗疟药物青蒿素，证明了中医药是现代生物医学创新不可或缺的知识宝库和资源。应鼓励其与前沿技术相结合。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发现的抗疟药物青蒿素，证明了中医药是现代生物医学创新不可或缺的知识宝库和资源。应鼓励其与前沿技术相结合。
青蒿素是现代药物，但其发现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医药。其来源植物——黄花蒿——在中医中已使用超过2000年，名为“青蒿”，用于治疗发热，包括疟疾引起的发热。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及其团队分离出青蒿素并确认其抗疟特性。他们的突破来自查阅古代中医典籍，发现使用低温提取方法（类似于绞汁）能保留活性成分。如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青蒿素联合疗法的基础，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有效的抗疟治疗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专注于已经建立专业优势的领域——如细胞疗法、基因编辑和核酸药物——将规模和效率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全球竞争力。
两种可能的场景
中美在创新药领域的竞争植根于地缘政治，正在重塑全球生物技术格局，并加剧激烈对抗的风险。未来可能出现两种场景：
合作与竞争（竞合）
美中在制药领域具有根本互补性——美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制造能力，中国依赖美国的基础研究和国际市场准入。经济上，两国都担忧高昂的药价并寻求低成本替代品，在罕见病和新兴传染病威胁等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上拥有共同利益。短期内，脱钩对双方都是痛苦的。
在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下，美国提供创新和制定标准，而中国加速执行、扩大市场并优化成本。
在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下，美国提供创新和制定标准，而中国加速执行、扩大市场并优化成本。这种“高标准+大市场”的互补模式将推动形成多极、高效的全球医药格局。
脱钩或分道扬镳
如果发生脱钩，可能推高创新药成本并抑制科研热情。为保护美国药企而提高关税也会影响投资信心。FDA可能提高对中国临床数据的要求，加大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障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机制也会加强对生物技术投资的审查，防止技术泄露和“不友好国家”获取敏感数据。
然而，危机中也蕴含机遇——这可能刺激中国药企积极开拓欧洲等第三方市场，例如与欧洲公司在抗体偶联药物领域开展合作。正如中国成语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新加坡：中国药企出海的桥头堡？
作为全球生态商业系统中的关键节点，新加坡可以成为中国创新药走向世界的“加速器”。
第一，高质量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拥有顶尖科学人才、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试验体系以及通过国际认可的生产设施。全球前十强制药公司中有八家在此运营，贡献了新加坡约2.5%的GDP。
新加坡的人群疾病谱反映了亚洲特征，使其成为开发亚洲特异性创新药物的理想地点。
第二，提升国际信誉。与新加坡的国际合作能显著增强数据的全球公信力，并成为进入6亿人口东南亚市场的跳板。
第三，亚洲疾病的缩影。新加坡的人群疾病谱反映了亚洲特征，使其成为开发亚洲特异性创新药物的理想地点。新加坡患者也将率先享受专为亚洲人定制的创新药物带来的益处。
第四，全球金融与人才中心。新加坡提供充裕的私募资本和稳定的商业环境。其大学持续培养熟悉国际法规的全能型人才，使这个城市国家成为中国药企融资和设立全球总部的理想枢纽。
不是零和游戏
创新药竞争是中美科技较量的缩影。美国凭借成熟的生态系统在原始创新上保持领先，而中国正通过战略和效率快速追赶。这场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健康的竞合有望加速新药研发、降低患者用药成本，最终使全世界受益。展望未来，美中都需要解决内部挑战——美国必须控制成本，中国则需减少内卷并鼓励原始创新。对于中国药企，全面超越美国并非短期目标。更现实的路径是在特定疾病和技术领域实现差异化突破。只有通过面向全球的研发战略和高质量的国际合作，中国才能在全球格局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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