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生素耐药性（AR）定植结局组中，抗生素给药总数。在接受了（A）碳青霉烯类、（B）恶唑烷酮类和（C）四环素类给药的患者中，比较了经历AR威胁病原体定植（ARC，蓝色）与未经历定植（非ARC，红色）患者各自抗生素的总给药次数。来源：《抗生素》（2025年）。
接受急性髓系白血病强化化疗的患者通常会使用多种抗生素来预防感染，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新研究表明，这种做法会显著重塑肠道微生物组，并影响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的风险。
这项发表在《抗生素》期刊上的研究，探究了在缓解诱导化疗（旨在清除白血病细胞的初始强化治疗阶段）期间使用抗生素，如何影响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一种生长迅速的血液和骨髓癌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及抗生素耐药基因集合。
“因为医生宁可谨慎也不愿冒险，所以当患者发烧时，即便没有细菌培养阳性结果，他们也会开始使用抗生素，”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兽医学与生物医学科学学院兽医病理生物学系助理教授杰西卡·加洛韦-佩尼亚博士说。“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使用抗生素的方式可以优化，在保护患者的同时，也能限制对微生物组的意外影响。”
该研究是一项长期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更深入了解化疗如何改变微生物组，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感染风险和治疗结果，本研究首席研究员加洛韦-佩尼亚说。
“我们正试图说服肿瘤科医生和感染科医生放弃‘抗生素总是无害’的想法，”加洛韦-佩尼亚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在后续引发问题。”
感染高风险期
仅在美国，AML约占所有癌症的1%——每年大约20,000至22,000人——因此这一人群的感染风险是一个重大的临床问题。
AML患者感染风险升高，因为化疗会抑制免疫功能并损伤胃肠道内壁，使通常存在于肠道内的细菌逃逸到血液中。
“这些细菌被认为会从肠道逸出并转移到血液中，”加洛韦-佩尼亚说。“这些患者不仅面临外部来源感染的风险，还面临来自自身内部微生物的感染风险。”
据加洛韦-佩尼亚介绍，接受缓解诱导化疗的患者在初始住院治疗期间平均会使用约六种不同的抗生素，住院时间通常约为四周。
“经验性抗生素治疗非但可能没有帮助，反而会增加你的风险，”她提到后续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的风险时说。“我们杀死了抑制耐药菌的好细菌，结果却筛选出了肠道内已经存在的耐药菌。”
抗生素暴露与意外模式
该研究还分析了抗生素给药情况以及微生物组和耐药基因组（所有抗生素耐药基因的完整集合）的数据，以了解不同的治疗模式如何影响肠道的基因图谱。
他们发现，接受更多种类抗生素治疗的患者最终携带的抗生素耐药基因种类反而比预期的少。
研究团队最初预期，接触更多抗生素会导致更强的耐药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加洛韦-佩尼亚指出，减少肠道内细菌的多样性也会“减少可能的组合数量”，这可能限制了抗生素耐药基因的转移容易程度。
利奈唑胺表现突出
利奈唑胺是一种强效抗生素，用于治疗某些严重的细菌感染，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在AML患者中，它常用于治疗疑似或确诊的革兰氏阳性菌感染，尤其是在患者高度易感的长期住院期间。
根据感染风险和临床反应，利奈唑胺在住院治疗中通常开处数天或更长时间。
研究发现，利奈唑胺暴露的增加与微生物组多样性的更大丧失相关。此前的研究表明，这种丧失会使有害细菌更容易立足并引发感染。
与此同时，利奈唑胺的长期使用与耐药菌定植风险降低相关。定植是指耐药菌在体内存活但不立即引起症状。
“利奈唑胺每多用一天，基本上就能降低耐药菌定植的风险，”加洛韦-佩尼亚说。
这些发现有助于阐明微生物组破坏与抗生素耐药性感染之间的关系，表明两者并不总是直接相关。
“尽管多样性丧失与感染相关，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它与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相关，”加洛韦-佩尼亚说。“必须将这两个概念分开。”
展望未来
未来研究将着重于利用基因组和微生物组数据来指导更个性化的抗生素治疗策略，旨在更好地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护理方案。
“并非所有治疗都适合所有人，”她说。“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完全有可能达到根据个人自己的微生物组来个性化治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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