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周一晚间离世的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是现代心脏病学强大力量的活生生例证,生动展示了新型医疗器械与外科技术(其中许多在休斯顿研发)如何将曾经的死刑判决转化为可治疗的慢性疾病。
切尼一生历经五次心脏病发作,首次发作时年仅37岁。担任副总统期间,他植入了心脏除颤器;1988年接受了四重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2012年完成了心脏移植手术,最终享年84岁。
贝勒医学院迈克尔·E·德贝基外科系主任托德·罗森加特表示:"切尼的案例有力证明了心脏外科及相关技术不仅能延长生存期,更能恢复生活质量——同时也彰显了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在帮助患者战胜心脏病历程中的贡献。"罗森加特指出,切尼的医疗历程"映射了心血管医学自身的演进:从血管重建到机械辅助,再到全心脏替代,每一步都体现了外科手术维持与重塑人类生命的非凡能力"。
切尼为此撰写了《心脏:一场美国医学 Odyssey》。2014年,罗森加特邀请切尼在贝勒医学院心脏外科医生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类似一场外科校友重聚。会上,切尼坦言自己幸运地赶上了技术发展步伐,并欣慰于能不断迈出下一步。
罗森加特解释道,为恢复血流和改善心肌灌注,切尼于1988年接受了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这项重大开胸手术最初由贝勒医学院推进。当切尼服务的乔治·W·布什总统询问此类手术效果能否持久时,罗森加特直接咨询了休斯顿世界著名心脏外科医生、德州心脏研究所(现贝勒医学院德州心脏研究所)创始人德enton·库利。
随着病情发展,切尼接受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即"支架手术"),并植入了心脏转复除颤器——该设备通过电击恢复正常心律。至2010年,切尼出现终末期心力衰竭:左心室功能严重衰弱,随后接受了贝勒医学院研发的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这种机械泵接管了衰竭心室的工作,为切尼的血液循环和器官功能维持了近两年,最终成为心脏移植的过渡桥梁。
2012年,切尼成功接受了原位心脏移植手术——这又是贝勒医学院在美国率先开展的技术。移植恢复了接近正常的心脏功能,使他得以重返活跃生活,包括著书、公开露面及倡导心脏研究。
在2014年切尼向贝勒医学院心脏外科医生演讲前,《休斯顿纪事报》医学记者托德·阿克曼对他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部分问答实录:
问:五次心脏病发作、三十多岁起患心脏病、植入除颤器、左心室辅助装置,最终心脏移植。您是否觉得自己能活着很幸运?
答: 是的。有位医生形容我的病史就像早晨上班迟到了,跳上车赶往办公室时,所有红灯在我到达时刚好变绿。这个比喻很贴切。1978年我首次心脏病发作时,挽救我生命的大多数技术都尚未问世。
问:突然拥有健康心脏是什么感觉?
答: 太奇妙了。每天清晨我面带微笑醒来,感恩那些曾以为永不会见到的黎明。2010年夏天,离开白宫17个月后、植入心室辅助装置前,我确信生命已走到尽头——当时处于终末期心力衰竭,以为选择已耗尽。但最近移植术后两年复查显示,新心脏强劲健康,无排斥反应。至于我身体其他部分我不确定,但医生说这颗新心脏应该能用40年。
问:心脏病对您的政治生涯影响有多大?
答: 我从未这样想过。首次心脏病发作时,凌晨两点我左手两根手指发麻(唯一症状),去了急诊室坐在检查台上就昏倒了。后来我问主治医生:"这意味着我得放弃政治生涯吗?"他回答:"天啊,迪克,努力工作从不会杀死任何人。"还说"压力源于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我的理解是:我能逐步应对每次心脏病发作。
问:对心脏病患者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答: 毋庸置疑,健康生活至关重要。我曾是重度吸烟者。此外,发现问题务必及时检查——这是我最想传达的。人们常想"下周再问医生"或"可能是消化不良",但数据表明,只要患者及时就医,心脏病发作完全可以有效治疗,这可能导致误报。记得有次在东京随国会代表团,某夜突发胸痛。酒店叫了救护车,我们在东京街头飞驰,警笛长鸣,红灯闪烁,六名戴安全帽只会说日语的急救人员随行。我满脑子都是电影《哥斯拉》——你必须学会接受这些'哥斯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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