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药物如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和替尔泊肽(tirzepatide)正为众多患者带来前所未有的减重效果,同时改善糖尿病、脂肪肝及心血管风险等慢性肥胖相关疾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饮食活动与体重项目(Johns Hopkins Healthful Eating Activity and Weight Program)研究主任Ariana Chao博士在2025年亚特兰大肥胖周(Obesity Week)会议上提出:“若这些药物如此有效,为何仍需关注生活方式改变?我们能否仅设定药物剂量、开具处方后就让患者自行管理?”她略带反问地阐述了这一问题。
Chao向听众解释道:“对某些人而言,摒弃生活方式改变颇具诱惑力——但切勿操之过急。”饮食、运动和行为调整等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要素,历来是肥胖治疗的基石。传统肥胖管理示意图常以金字塔呈现:底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干预,上层依次叠加药物治疗、器械和手术。然而近年新图景已浮现——生活方式干预不再作为底层支撑,而是与药物、手术和器械并列成为肥胖治疗的四大核心支柱,类似肥胖医学协会(Obesity Medicine Association)的框架。
但现实是,即便高强度生活方式干预(通常定义为治疗前6个月每月14次以上门诊随访,后续维持期每月随访)也存在局限。Chao指出,此类干预往往难以达到患者期望的减重效果。相比之下,新型药物“能更贴近患者目标,且伴随更大健康获益”。
“生活方式改变有助于调整个体所处的外部致肥胖环境,而肥胖管理药物则可改善肥胖的内部生物学机制。”她解释道,“我们常将不同疗法对立看待,但肥胖治疗的未来绝非‘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兼需’,尤其在实现患者整体性、长期性及可持续治疗方面。”
为何及如何将生活方式改变与药物结合
Chao阐述了整合生活方式干预与肥胖药物的多重依据。“一种假说认为药物能促进生活方式调整的依从性。当生理机制趋于稳定、食物干扰减少时,正是重塑生活习惯的契机;当体脂降低后,患者可能更易开展运动。”“叠加效应”假说指出,不同疗法可能针对独特变量,从而提升总体效果;而“协同效应”假说则认为,联合实施能增强彼此疗效。
“补偿效应”假说进一步提出,生活方式干预或可缓解部分肥胖药物的不良反应。Chao坦言目前证明这些策略安全有效的试验较少,“但在随机对照试验证据出炉前,部分专家已建议采取行动以帮助患者”。
例如,药物与生活方式干预可同步实施——无论是低中强度干预(每月接触患者≤1次)还是高强度干预(接触频次显著增加),均旨在优化疗效。Chao建议,干预顺序调整也是突破减重平台期或改善维持效果的策略:“通常先开展高强度生活方式干预,再切换至药物治疗,以增强疗效持久性或促进进一步减重。”
“边飞行边重建飞机”
Chao强调,亟需研究不仅比较各类策略的有效性,还需细化具体方案:如药物联用时的咨询频次,以及高强度咨询能否缓解停药后的体重反弹。她举例说明,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的III期试验中,生活方式干预主要聚焦热量削减(每日500千卡缺口或低热量饮食)。少数试验包含个体化健康生活指导,七项试验提供宏量营养素建议,多数推荐每周≥150分钟运动量。
但总体而言,“干预建议缺乏足够特异性——当我们步入包含药物治疗的肥胖管理新时代(而非仅依赖行为干预)时,这点尤为关键。”她同时指出,还需积累促进实施的策略证据:初级保健医师接诊患者数量多、病情复杂,负担沉重。“组建含注册营养师、肥胖医学专家、精神科医生、药剂师和临床心理学家的多学科团队,对优化患者结局至关重要。”
Chao坦言:“我们正边飞行边重建飞机。各方对具体措施和患者咨询内容各执己见,尽管共识正在形成,但多数观点基于专家意见而非循证试验支持。”她特别强调“知道不等于做到”:若仅告知患者摄入特定蛋白量并进行抗阻训练,患者很可能不会执行。“生活方式咨询、行为支持及协助落实医嘱,对实现整体化诊疗至关重要。目前尚无药物能强制某人去健身房或选择健康食品。”
“我视生活方式干预如凤凰涅槃——肥胖已从‘生活方式问题’转变为需生物学干预的慢性病。”她着重指出,“绝非生活方式或药物的单选题;而是生活方式与药物的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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