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到2021年，全球炎症性肠病（IBD）发病率翻倍，目前超过300万美国人正受此疾病困扰。
有个现代寓言讲述一名男子夜间丢失了钥匙。尽管钥匙实际遗落在公园，他却坚持在路灯下寻找。当警察询问原因时，他回答道：“因为这里的光线最亮。”
许多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行为如出一辙——仅在技术能照亮的领域探索，却忽视黑暗中的真相：深植于心灵的古老情绪回路。
针对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等炎症性肠病（IBD）的研究，仍固守于微生物学和黏膜病理学领域。研究焦点始终停留在细菌组成、基因变异和炎症标志物上。16S rRNA测序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分析技术虽为微生物生态系统提供空前洞察，却也加深了我们的视野局限。只在光线最亮处搜寻，终将限制认知深度。
现代医学常将症状误认为病因。例如，炎症是关节炎到阿尔茨海默病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共同核心。医学界用非甾体抗炎药或类固醇治疗炎症，却极少追问根源。或许炎症性肠病根本不始于肠道，而是始于大脑情绪中枢——未化解的创伤与压力在此点燃肠-脑-免疫轴。
当前IBD叙事漏洞百出。文献充斥着相关性而非因果性。细菌群落变化的冗长清单从未锁定真凶，没有哪种细菌是“唯一病原体”。连“菌群失调”（指与炎症相关的微生物多样性降低）的概念也解释力有限。观察症状无法阐明疾病本质或指导治疗。
1990至2021年间，全球IBD发病率翻倍，超过300万美国人罹患此病。基因变化不可能如此迅猛，暗示生活经验中必有驱动流行的关键因素。城市化带来的拥挤环境、微生物暴露减少及持续压力，成为首要嫌疑。流行病学显示IBD在城市更为高发，其他压力相关疾病亦然。
心理神经免疫学——连接心理状态与免疫结果的科学——架起了认知桥梁。神经与免疫系统协同维持平衡，通过危险探测、信号整合与应答来维系稳态。身体能有效应对物理威胁，但面对创伤与压力时，警报却在危险消退后持续鸣响。久而久之，作为高度神经支配且免疫活跃的器官，肠道承担了这场持久紧急状态的代价。
肠道常被称为“第二大脑”，其肠神经系统（ENS）包含数百万神经元，组成调控消化、分泌和免疫信号的局部回路。这些神经元通过迷走神经与中枢神经系统持续通信，在情绪与生理间构建通路。慢性压力劫持此通路：大脑神经元释放的神经递质与细胞因子作用于免疫细胞，将情绪转化为分子信号。
近期《细胞》研究精准解析了该机制。心理压力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使系统充斥皮质醇。皮质醇与其受体在肠胶质细胞结合，改变基因表达。这些胶质细胞继而分泌集落刺激因子-1（一种调控巨噬细胞增殖分化的关键细胞因子），促使单核细胞转化为巨噬细胞，进而释放与IBD发作长期关联的促炎细胞因子TNF。压力实质上将炎症写入肠道转录组。肠神经系统并非被动中继站，而是翻译器——将心理 distress 转化为免疫激活。这种心理学与病理学的联结，正是还原论研究的盲区。
初看此模型似有矛盾：泼尼松等皮质类固醇因抗炎效果用于治疗IBD，但慢性压力自然分泌的同类激素却加剧炎症。何解？
遭遇威胁时，身体将能量导向即时生存（即战逃反应），牺牲免疫力等长期进程。皮质醇据此调配资源。问题在于当威胁无法逃避时，应激反应持续开启。正如《身体从未忘记》所述，未化解的创伤使身体陷入持续警戒，维持高皮质醇水平与慢性免疫激活。
药理剂量的泼尼松强力模拟急性应激反应以抑制免疫；而慢性心理压力则让身体处于低度警报状态，持续皮质醇暴露反而助长炎症而非平息它。
这对临床医生与研究者意味着什么？挑战在于：减少机械思维，增强人文关怀。仅靠测序无法治愈IBD。疗愈或许需要倾听与处方同等重要。医生必须聆听患者的经历——他们的压力、失去与创伤。心理压力可能非IBD唯一诱因，但可能是“两击模型”中的首击，当微生物或环境刺激接踵而至时，它已让免疫系统处于过度反应状态。
IBD研究虽精密，却始终在路灯下搜寻——仅对可见之物进行测序、绘图与量化。但钥匙可能藏在公园的幽暗处，在情绪与生物学的无形交界中。唯有医学拓展视野，方能照亮的不仅是肠道的炎症，更是驱动它的心理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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