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所有参加我们与《mAbs》杂志联合举办的“2026年值得关注的抗体”网络研讨会的观众。以下是演讲者珍妮丝·赖希特和翠西亚·克雷乔利对直播期间观众提问的回复。我们希望这是一份有用的资源，并感谢提交这些深思熟虑问题的观众。
演讲者介绍
翠西亚·克雷乔利（Silvia Crescioli）
独立顾问
翠西亚·克雷乔利是一位独立顾问，专门从事抗体治疗研发的商业情报和科学传播工作，运用其在抗体工程和癌症免疫学领域的专业背景支持创新决策。自2021年起，她共同撰写《mAbs》杂志年度“值得关注的抗体”系列文章。她于2014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获得生物医学科学实验肿瘤学博士学位，并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至2023年，现任该学院访问研究员。
珍妮丝·赖希特（Janice Reichert）
《mAbs》杂志主编
珍妮丝·赖希特是抗体治疗研发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创立并担任《mAbs》杂志主编。该杂志是经同行评审、PubMed索引的生物医学期刊，专注于抗体研究与开发相关议题。赖希特博士在抗体治疗开发趋势方面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并多次受邀在全球学术会议上进行主题报告。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医学院完成博士后培训。
问题：您如何看待寡克隆甚至重组多克隆抗体针对病原体的应用潜力？
该概念在历史上已有探索。例如，辛芬根公司（Symphogen）开发了包含25种重组抗体的混合物罗唑利木单抗（rozrolimupab），用于治疗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目前已有众多包含2至6种重组抗体的混合物进入临床试验评估阶段，其中大多数针对传染性病原体或其产生的毒素。
问题：您是否了解任何基于DNA编码抗体的平台已进入临床测试？
依诺维奥公司（INOVIO）的DMAb平台已成功创建多款DNA编码抗体产品，包括针对新冠的AZD5396和AZD8076，以及针对寨卡病毒的INO-A002（dMAb-ZK190），这些产品均已完成临床研究评估。一项1期临床试验（ClinicalTrials.gov: NCT05293249）在健康成人中评估了AZD5396和AZD8076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及持续表达效果。INO-A002是首批进入1期研究（NCT03831503）的DNA编码单抗治疗候选药物。两项试验均以健康成人为受试者。
除DNA技术路线外，莫德纳公司（Moderna）此前还针对基孔肯雅病毒开发了mRNA编码单克隆抗体mRNA-1944，并在健康成人1期研究（NCT03829384）中进行评估。
问题：当前治疗性单抗仍多源于动物。您如何看待噬菌体展示技术衍生抗体的发展潜力？
尽管我们未对临床管线中1500余种分子的创建方法进行系统统计，但已识别出大量噬菌体展示衍生抗体。虽然这类抗体在管线中占比相对较小，但至少15种已获批抗体及2种处于监管审评阶段的抗体均采用该技术。噬菌体展示因此成为抗体治疗研发的可行路径，其发现的分子可成功完成开发并获准上市。
问题：您如何看待当前抗体靶点空间的整体发展？靶向细胞内通路的抗体是否会增加？
总体而言，抗体靶点尚未明显向细胞内通路扩展，当前治疗性抗体仍聚焦于细胞外或细胞表面靶点。但临床和临床前阶段已出现通过TCR-抗体融合形式或TCR模拟抗体间接靶向细胞内蛋白的案例，这些技术识别细胞表面的肽-HLA复合物。尽管前景可观，此类方法仍处于新兴阶段且未被广泛采用。未来是否显著增长尚待观察，但人工智能驱动的表位发现技术和肽-HLA预测技术的进步，有望推动细胞内蛋白的系统化靶向开发。
问题：是否有向静脉注射以外替代给药途径发展的趋势？
皮下给药通常被视为更友好的患者给药方式，但因其需高浓度制剂而面临更大配方挑战。在2025年首次获批的19种抗体中，7种产品采用皮下给药，2种为肌肉注射，其余仍为静脉给药产品。
问题：为何美国和欧洲抗体管线出现减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关税及资金问题是否产生影响？
全球商业化临床管线在过去五年因中国抗体治疗研发投入激增而显著扩大。因此，美国和欧洲来源的抗体数量未必明显减少，但因中国分子数量增加，其占比相对下降。新关税及资金问题发生时间较晚，尚未对当前临床管线产生实质性影响。
问题：随着欧美企业引进中国化合物，您认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将如何接受中国临床数据包？
临床数据包的性质取决于引进时分子的研发阶段。若欧美 licensee 获得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阶段的分子，通常会自行开展临床研究。若引进的分子仅在中国境内完成后期研究，则可能需进行一项或多项桥接研究，才能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欧洲药品管理局提交数据包。具体要求需与相关监管机构协商确定。
问题：为何中国抗体开发周期更短？
原因可能涉及特定公司、分子及适应症的多重因素。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更高的医疗需求或使受试者招募速度加快。此外，临床阶段压缩现象日益普遍：例如，1/2期研究完成后，分子可能直接进入2/3期或3期研究，而非遵循传统1-2-3期路径。极端情况下，分子可能在同一项研究中从1期直接过渡至3期（即单阶段1/3期研究）。这种研究压缩策略缩短了临床开发周期，中国部分企业采用此法，但其他国家企业亦有应用。
问题：您认为中国审批通过率高于美国和欧洲是否源于安全标准降低？
否，我们未观察到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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